为什么经济繁荣无法带来自由？
为什么经济繁荣无法带来自由？
曾有经济学家评论《大转型》是一部“拒绝退场”的书，这部写于大半个世纪之前的经典著作，在今天依然有生命力，正在于它所指出的问题，迄今没有过时。读者从这部作品中感受到的亲和力，也正因为我们所深处的时代环境、社会经历和阶层地位，更容易理解波兰尼所指出问题的真切性。
市场拜物教的思维定式及其造就的社会工作环境，已经危害到了个体的生存。而在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争在现实意义上已经被抛弃的当下，波兰尼的思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通过价值坐标轴的变转，我们才不会限于某种固化的思维死胡同中，也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出路。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英]卡尔·波兰尼 著；冯钢，刘阳 译
活字文化 2020年1月
《大转型》的构架
仅就文本而言，《大转型》并非一本好读的书，这一方面是跨专业的学术背景和过大的时间、空间跨度，另一方面也和作者写作框架有关。从结构来说，《大转型》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和第三部分别是作者对写作时代的背景回顾和展望，而第二部分是展开论证的核心环节。但相信很多人在读第一章“百年和平”时，就已经被欧洲十八九世纪一串历史事件绕晕了。我初读波兰尼时也对这个太过不友好的写作框架感到困惑，直接从第二部市场经济在英国的发端开始写的话，读起来不是会容易得多？但波兰尼也自有其时代背景之理由。
《大转型》初版于1944年，此前欧洲近百年的和平和启蒙进步的归结，竟然是两场世界大战，就像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所写到的，对于在旧世界文明秩序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样的“巨变”无疑于天崩地裂。波兰尼和茨威格是同时代人，他又是在二战最激烈的时代完成这部大作，法西斯的诞生以及战争的爆发，是他潜意识中最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大转型》正是他从一个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专业角度对其做出的解释。而这些对于当时的西方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的事例，今天的中国读者并不熟悉，这当然不能怪作者。但是，如果将这些事件理解成素材，抽象出逻辑和论点，却又会发现并不陌生，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习焉不察的大环境。
进入第二部分之后，内容理解起来就顺畅许多了。波兰尼的主线是，首先介绍“自动调节”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如何形成，他先指出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中只是一个特殊阶段的现象，而且其实现过程有赖于国家干预，绝非“自然”成就，而即使它建立之后也不断需要外部强力来维持“真空”运转条件的成立；其次，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在于它的成立有赖于劳动力（人）、土地、货币这三大要素的“虚拟商品化”，这威胁到了社会机体生存，因此也埋下了崩溃的隐患；第三，因为这种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不同群体都自发产生了反向运动，这些反向运动一方面抵御了市场对社会的侵蚀，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市场经济体系必须辅以对以上三要素的保护措施才能相对安全的引进，但这也注定了 “自动调节”是不可能完全生效。市场经济的矛盾在于，如果它要实现，必须以伤害社会机体的极大代价完成，并且持续付出这种代价来维持其运转，这种损失是社会难以承受的。这里并不是“长痛”或者“短痛”二选一的问题，而是系统本身存在无法突破的“死结”：它需要以牺牲自然实存为代价来实现，也就是牺牲“社会”（人的生活）来实现“市场”，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社会”被破坏后，“市场”最终也会失去了存在基础。换而言之，从根源来说，对自然实存的“商品化假设”是“反人类”的，因此无法在“人”的社会成立的。这也正是波兰尼提出需要重新设定价值坐标轴来构建社会的原因所在。
第三部分回归时代背景，又表达了对未来的展望。波兰尼认为，正是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导致纳粹等极端的解决手段诞生。“要么坚持对虚幻的自由理念的绝对忠诚从而拒绝社会的现实，要么接受这个现实从而拒绝自由的理念。”第一个是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结论；后一个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波兰尼认为这个两难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定义方向的错误。他试图找出超越这一困境的其他出路，也就是他所定义下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
在一个利润至上的社会中，自由并不会作为目标来追求，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拥有它的话，就必须有意识地在将来为它们而奋斗。“维护个人自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以生产效率、消费经济和管理理性作为代价。工业社会能够承受自由。”在这里，自由被重新发现，古典自由和民事权利被添入新自由的基础，不服从的权利必须被制度化地保护来。个体必须能够自由地遵从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必畏惧社会生活某些领域中那些受行政委托的权力。“这种新的自由是由工业社会向所有人提供的闲暇和保障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社会能够同时承担起公正和自由。”
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
人、土地、货币三者作为“虚拟化商品”进入市场，但就其本质而言，却是不应该被“商品化”的东西。比如，人的商品化，也就是以“工资”形态出卖劳动力，并且随行就市找到最合适的“售价”。这既是劳动的异化，也是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表现在一切以金钱来衡量劳动产出，比如，金钱报酬与医疗的目标（健康）和建筑的目标（安居）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在市场体系下它们一律化约为以货币数字来衡量，并以价格高低来决定贵贱。人的异化，则在于人被视为用来填充企业机器的燃料，标准化为可替换的零件，仅仅为产出利润而存在。原本，从社会存在的角度出发，企业和利润应该是服务于人的生存，但事实上却本末倒置，人失去了作为“目的性”的存在而被当成而且仅仅被当成手段。
从供需关系来看，放任自由主义想象的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平等地位下达成自愿交易显然是天方夜谭。如果没有干预措施（工会以及立法对劳动者的保护）的出现，市场化的“自动调节”的平衡点必然会在极度不利于弱者（劳动者）的情况下实现。就像米塞斯所说，要不是工人“不愿在劳动力市场中接受他们能够且愿意从事的某种工作的工资水平”，又怎么会有失业呢？人总是能找到工作，如果你愿意不拿工资白干活的话，总有企业愿意接收你。但是这显然是荒诞的，过低的工资水平会让劳动者无法生存。
当然，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让企业无法承受。但这只是在理论上成立。首先，二者的衡量标准是完全不同。因为现实中企业的“承受”往往不是以“生存”为标准，而是以“利润”的高低来衡量，它首要是对投资者负责，而不是对员工负责，所以很多企业遇到危机时，如果没有工会的阻力，总会将降薪和裁员作为第一考虑手段。相较之下，低工资以及失业却是对劳动者的生存底线实实在在的威胁。
其次，当企业作为强有力的一方形成行业价格垄断的条件下，劳动者作为弱者的一方根本没有议价能力。而在企业内部，领导层也可以随心所欲为自己制定游戏规则，顶层与基层巨大的工资差距与个体贡献大小不成比例，显然也不是“市场”所决定的。放任自由主义却绝不会对此进行谴责。相反，当劳动者以工会的形式联合起来，提高市场议价能力，却会遭到说“违背市场规律”的批判。（当然这种指责在逻辑上并没有错，只是同一逻辑涉及企业方时却采取双标，令人不解。）
波兰尼指出，“只有在工资、工作条件、标准和规则能够保护‘劳动力’这种所谓商品的人性特质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才能发挥其功能。”而这些条件的成立，必须依靠市场之外的要素：社会立法、工厂法、失业保险等。的确，它们的目标就是要“干预人类劳动力的供求法则，并使其脱离市场轨道”，保护人的实存。
波兰尼特别提出了古典经济学中所谓“工资铁律”的谬论，这一理论宣称实物工资在长期总是倾向于被压低到维持工人最低生活所需的水平线上，因为“饥饿”被认为是驱动劳动者工作的最佳动力。波兰尼通过缜密的分析，指出这一理论背景形成于十八九世纪英国劳动力市场尚未完全成形的特殊时期，古典经济学家无法解释巨大的繁荣和巨大的贫困并存的现实，因此接受了“自然法则”的解释，承认尽管失业、低工资和饥饿是无可避免的缺陷，但为了社会整体繁荣，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但“工资铁律”有一个外部前提，只有在穷人无力反抗富人的前提下，饥饿的力量才会让穷人不得不接受游戏规则，投身于低薪工作。而要使穷人失去反抗力，外部环境设置了两个装置，一是制止民间结社，让大众没有集结起来共同改变游戏规则的力量，另一是宣传个体责任论，也保留少量的上升渠道，让大众相信通过个体努力可以改变个别人的命运（尽管不可能改变整体的命运），即使不能改变，错也是在个体，因此人们会认命，不会怪罪于系统。这种认知越是巩固，整个游戏可以按照规则运作就顺畅。这其实是一种人为造成的因果循环，但身居其中的人却只能将其认知为“自然法则”，殊不知正是这一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体系的存在。
另外两个被进行商品化虚拟假设的要素是土地和货币。这里的土地，在广义上代表自然环境，为人类生活提供稳定性，为人提供栖息之所；在狭义上，代表人的定居场所，是人生理安全的条件，因此它不应该被商品化。这并不是说土地不能进行买卖，用于购买个体居住空间的交易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土地不能完全放在市场决定的供需关系中交易，它应该作为人生存的基本保障来规划使用。“炒房”就是将“土地”（人类的居住空间）商品化的典型操作，其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坐拥大量房产，剥削和挤兑了他人的生存居住空间。这哪怕完全符合市场交易规范，它在社会意义上也是不合理的。
同样，即使坚持认为通过市场自由调节最终能达成资源最佳调配的房地产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两点：其一，这一调节过程很可能时间很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必然有极大的浪费，其结果是很多需要住处的人无法安居，这一震荡周期可能是几十年，甚至耗尽人的一生，那么长期的“优良配置”结果不足以为短期（可能是人的一辈子居无定所）的损失买单；其二，如果没有外部干预，自由市场的结果必然是垄断，在垄断情况下，另一方毫无议价能力，很难相信可以让大多数人以合理的价格获取商品。因此结论是，生活必需品是必须有保障底线的，不应该全部交给市场调节。
货币与劳动力、土地相似，将其虚拟化为商品，都会使它们有效融入市场体系，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对社会的严重威胁。就货币而言，它所产生的危险指向生产组织，也就是企业。商品货币（贵金属）的本质是一种恰巧发挥了货币职能的商品，所以商品货币的数量很难增加，所以需要代币的辅助。代币只是执行了商品货币支付手段的功能，更好调控（只是在外汇市场存在情况下，代币也被商品化）。现代中央银行本质上就是一种旨在提供保护的机构。央行的运行意味着对通货的集中管理，即操控取代了信贷供给的自发调节系统。“如果没有这种保护措施的存在，市场早就毁掉了它自己的孩子——所有类型的商业企业。”但最终，正是这种形式的保护最为直接地导致了金本位体系和国际金融的崩溃。
反向运动：滞后的力量
经济的进步往往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如果混乱程度过大，整个共同体就会在这个过程中瓦解。换而言之，有时进步的速度本身具有毁灭性，其代价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震荡期就耗尽人的一生。用长远收益来为眼下的破坏做辩解是无力的。为了保护共同体成员的福祉，社会上上下下都自发产生了反向运动。
反向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延缓了变革的速度，留出了社会机体能够产生出自我防御力的空间。如果说社会转型的方向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但社会能承受的转型速度却是可以也应该由人来控制。它让整个机体维持住基本的生命线，让社会成长出能适应新环境的防御力。不同的速度和路径，即使最后到达的结果在经济指标上是一样的，但整个社会面貌可能截然不同。因此，延缓其破坏性的发展进程的努力不能说是失败的。但人们往往遗忘了这一点。
在社会的近代转型中，最大的变迁无过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它造成的社会破坏性也是史无前例的。尽管每个社会最终都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个进程，但是彼此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越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过程越漫长，受到传统性的抵御更大，反过来也保存下前身更多的组织力。
以圈地运动为例，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一直用王权来延缓经济发展过程，减轻转型过程中个体受害者的痛苦，并试图将这个过程引导到破坏性较小的方向上去。除此之外，行会、城镇和地方省份也求助于习俗和传统的力量延缓这个过程，直到发展的速度能被社会所承受。但是由于新兴的资本家在这一过程中是这些反向运动的受害者，他们掌握社会主导之后，共同体曾经受到保护的成就被掩盖，而后至的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加快了人们对历史的遗忘——忘记了转型时期的恐怖以及政府和社会自救在战胜人口缩减上所做过的贡献。
与此相对，新兴工业国为了尽快赶上老大国，往往是在短时间内通过中央集权自上而下摧毁旧的社会体系，加速这个过程，改造更加彻底，对社会也造成巨大的伤害。传统组织失去了对社会的保护力，也没有机会在新社会中再生。个体更是直接承担了最大的冲击。而残存的个体在新一轮变革到来时没有经验依托，对其危害性也缺少认识，导致于不断重复这个惨痛的过程。一个新近的例子，面对新科技革命、生物技术等的冲击，老牌发达国家都谨慎对待，竖起伦理的防线，而某些国家却肆无忌惮地拥抱新技术，因为缺少“保护层”力量而勇当试验场，殊不知过快变革会给社会带来的伤害，让旁观者都要捏一把冷汗。
《斯品汉姆兰法令》：社会救济的功过
由于市场体系主宰社会造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保护社会为目的的反向运动自然也随之产生。反向运动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家干预，尽管不可否认，国家干预和社会民间组织自发的抵制一样，属于反向运动的一环。但是波兰尼也指出，国家干预必须谨慎操作，否则同样会给社会造成巨大伤害。波兰尼特别用很大篇幅将《斯品汉姆兰法令》作为一个案例进行分析，说明对国家干预的评价绝不是非黑即白的一刀切。通过这一案例分析所揭示出的经济问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也体现了波兰尼的眼光独到之处。
《斯品汉姆兰法令》是在1795年到1843年，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最活跃的时期颁布的带有福利性质的一条济贫法令。它规定以能够维持生计的固定分量的面包之市价折算，作为个体的最低收入标准，其与工资的差额由社会津贴来承当。当时，城乡间已经出现了工资水平的差异，但由于制造业周期性的波动，失业工人会回流农村，而当局为了防止工资差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枯竭，试图遏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违反市场经济学的悖论：赤贫者的增加和制造业的工资增长同时存在。但这在没有劳动力竞争市场存在时是可能的。但是当失业工人回到农村，却发现农业工资已经无法维持自身生存，却又高于农场主的支付能力。当局考虑应在不使农场主负担过重的情况下提高农业工资，于是出台了《斯品汉姆兰法令》。从出发点而言，它是出于善意，试图保证穷人的“生存权”，就结果而言，它也达到了在短期内保护乡村免于陷入混乱的预期目标，但与此同时，却在未曾料到的方面造成了更具灾难性的后果。
可以说，《斯品汉姆兰》最大的成就，也是其灾难性根源，就是延缓了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乡村和个体没有那么快被工业化体系摧毁，但对于一个正在形成的市场体系而言却是致命的。然而受害最大的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它本试图保护的大众，催生出大量“不成人形”的赤贫者，并导致整个社会失去活力乃至道德退化，也严重束缚了工业本身的能量。目标与结果如此戏剧性地背离，是当初设计者绝对无法想到的。
《斯品汉姆兰》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区分穷人（the poor）和赤贫者（the pauper），前者指有家庭甚至少量生产资料的农民，也包括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贫民，后者指没有家庭，好吃懒做、到处游荡的贫民（“流氓无产者”），或者说，无法区分一直有困难的人（needy people）和暂时有困难的人（people happened to be in need），这也是后来许多社会福利政策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这一法令对二者不加区分地进行救济，导致二者愈发接近，最后以大众的赤贫化这一悲惨结局收尾。这似乎应证了自由放任主义者反对福利救济的一个基本理由：如果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做就可以谋生，那就没有人再愿意为了工资而工作了。但是波兰尼指出，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对人对自身尊严期许的无视基础上。事实上，大多数的人更愿意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有尊严的收入和地位，而不是坐享救济，沦落为社会底层。只有在这种努力无法获得回报，才会产生出堕落。
不分对象救济的结果是让雇佣者阶层钻了空子，他们尽可以用最低工资雇佣劳力，反正差额由政府津贴补足，这让想要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法以自己的劳动获得有尊严的收入，不得不放下自尊接受救济，而且无论努力工作还是不努力工作，收入都相差无几，也打击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养出了惰性。“许多世纪的定居生活所造成的持重和自尊很快就会在济贫所的混乱中消耗殆尽”，这无疑是悲剧性的。
波兰尼同时指出，这种结局并不是必然的，“如果当时的劳动者可以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自由结合在一起，这个津贴体系将会对标准工资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在独立的雇佣者阶级已经形成时，受到《反结社法》的阻碍，独立的被雇佣阶级却无法形成。底层人只能依靠善心救济而非自身的团结斗争获取更高收入，他们一方面被强迫出卖劳力，另一方面却又被剥夺了劳动的市场价值，连靠自己谋生都无法做到。
反过来，“只要一个人拥有一个他可以坚守的社会地位，一个由他的亲属或同伴所设定的行为模式，他就可以为之斗争，并由此重获自己的灵魂”。《斯品汉姆兰》最恶劣之处在于，“这一暧昧的博爱主义行动阻止了劳动者将自己构造成一个经济阶级，并由此剥夺了他们避开在经济磨盘里那被注定的命运的唯一手段。”尽管《斯品汉姆兰》的废除带来了巨大的阵痛，但是这一“手术”之所以能成功，也是依靠劳工阶层在内的各阶层坚定不移的信念支撑下来。波兰尼甚至断言，在《斯品汉姆兰》废除之时正是现代工人阶级诞生之日。不仅如此，“对公共救济的仇恨，对国家行为的不信任，对尊严和自立的坚持，一直都是许多代英国工人的特征”。
但是，在废除《斯品汉姆兰》时，人们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让自己没有保护地直接暴露在市场竞争的风险之下。哪怕这一法令有如此之多弊端，但就它曾提供如此全面的庇护而言，在短时间内迅速将其废除，无疑是让很大一部分没有自立能力的人自生自灭，而有产阶级也从道德上被降格，不再认为他们对贫穷的邻人的生存条件负有社会责任。而讽刺的是，社会财富却确实在不断增加。
前所未有的财富与前所未有的贫困如影随形地出现，为了解释这一悖论，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以他们天才的想象力进行了各种尝试，却很难形成首尾一贯的理论。盲点就在于他们忽视了《斯品汉姆兰》的影响，即，这一不符合常识的现象就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和劳动领域的家长式管制两种相互矛盾的制度自发反应的结果。极为不幸的是，许多古典经济学理论恰恰奠定在这个特殊时期反常现象的基础上，并对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然主义”对古典经济理论的渗透
约翰·穆法兰在1782年写道，最大多数的穷人不在荒凉的国家或者未开化的民族，而是存在于最富饶、最文明的国度。十八、九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们需要处理的一个棘手难题，为什么贸易与生产的巨大增长为何无法缓解大众的苦难。决定未来时代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成形于这一“反常”时代，令人唏嘘。在这里还可以观察到一个分水岭，一边是延续到亚当·斯密的“属人”的经济观，另一边是从汤森、李嘉图、马尔萨斯、边沁等将重视人的“动物性”的经济观，后者为即将正式到来的市场经济社会提供了“自然主义”式的理解，也催生出影响深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亚当·斯密及其之前的时代，社会被理解为政治式的存在，而政治基于人的活动，不可想象没有法律和政府存在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教导的是，只有神或者兽才能在社会之外生存，而人既非神亦非兽，则应在共同体中实现最高的善。即使到了霍布斯那里，所谓“人对人像狼对狼”的“自然状态”，也仅仅指超出社会范围的人表现出狼性，而不是因为人和狼在生物学上有共性。亚当·斯密也依然是在“人民所组成的巨大总体”的政治框架下阐述财富问题，认为对于公共生活的目的而言，财富只是从属性的，并不能成提供一种善恶标准。
但是，在《国富论》发表十年之后的1786年，汤森发表了一篇论文，以太平洋小岛上山羊和狗在自然调节下达到数量的动态平衡的案例（虽然根据波兰尼考证真实性存疑）来为人类社会提供参考规范。在这里，汤森坚持人就是野兽，就像山羊和狗的区分一样，人可以分为劳动者和有产者，而饥饿会比治安法官更好地推动穷人去工作。并且恰恰是这个原因，只需要最小政府社会就会正常运作，当然他加了一句前提补充“如果可以保证财产的安全的话”。
汤森的这个动物寓言启发了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等人，由此诞生了笼罩着“自然主义”阴影的古典经济学。比如来自植物生理学的“劳动报酬递减率”，以及至今依然深入人心的“丛林法则”，都是尝试以用一种自然力来解释人的现象，而让人很容易忽视其实它们不过是一种“拟态”假设。它们之所以能逐渐深入我们的潜意识，在于它们以近乎数学式的明晰征服了人的理性，获得了“自然力”的加持，而众所周知，“自然科学”是近代以来最深得人心的信仰。上文提到的“工资铁律”，也正是从“饥饿驱使人工作”这一“动物性”法则上获得灵感。
许多理论在限定的条件下都能自洽运作，形成宛如“自然”一样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也往往让人们对于寓于其中的“死结”感到绝望。但如果我们注意到，作为“拟态”的社会理论能够成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所有人接受其理论假设，排除一切外在干扰要素，那么重新思考前提的合理性，也许可以找到打破“死结”的内部突破口。
一些误解与澄清：市场、干预及其他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解，波兰尼所反对的“市场经济体系”指的是让整个社会服从于市场机制运作的社会构造，并不是反对市场的存在。不能让市场经济成为人类社会的根基，并不意味着拒绝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如波兰尼所说，“市场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失。这些市场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只是，人、土地、货币三者应被移到市场的权限之外，不再为市场所左右，但这“并不会干扰各种产品价格的成本计算功能一样，对于无限多样的产品而言，竞争性市场仍将继续发挥它的功能，并同样不会干扰社会的基本结构。”用波兰尼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社会恢复”。
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波兰尼反对放任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是毫无疑问的，有意与哈耶克唱反调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如果细读文本，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对立并没有那么绝对。哈耶克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反对干预，无论来自政府还是市场参与者。但是，如果没有政府和劳动组织的干预，自由竞争的市场必然会走向垄断，垄断组织会利用自身优势干预市场，消灭自由竞争，这也是哈耶克明确反对的。但是这里就可以看出，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干预都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其他人放任不管，那么就会由垄断组织对市场进行干预；如果为了维持自由竞争的局面，则政府干预是不可避免，而要具备干预垄断组织的强力，理想中尽量“无为”的“小政府”显然是不能胜任的。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放任自由主义对干预的排斥都很难自圆其说。
相较而言，波兰尼的逻辑显然更首尾一致，他直接指出市场体系与干预并非必然相互排斥，“因为只要这个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经济自由主义者必须也愿意毫不犹豫地引入国家干预使之得以建立，而一旦建立起来，又会用同样的手段使之得以维持。”（他还举了一个很有趣的史实指出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自相矛盾：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各州试图用自由放任的论调使得蓄奴正当化，而北方基于同样的论调，吁求建立自由劳动力市场，甚至诉之于武力。这就意味着对同一套行动的褒贬是基于这种行动是否碰巧为他们所赞成。）他同样也提到了垄断的问题，不无尖刻地说，在某些人那里，“自由的理念就堕落为对自由企业的鼓吹——今天，这种想法已被大量出现的巨型托拉斯和壮观的垄断组织化成了一种虚构。”
其实在《大转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两种性质的国家干预，一种是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干预，另一种是作为反向运动、抵制市场对社会戕害的国家干预。波兰尼指出，前者是有意识的行为，后者则是被动产生的反应。国家干预不一定会达成它的目标后果，甚至同一个措施，在不同外部条件下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比如《斯品汉姆兰法令》，波兰尼指出，在允许自由结社与不允许自由结社的情况下，它对工资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对劳动者阶层的利弊影响也完全不同。仅仅拿《斯品汉姆兰法令》作为反对福利国家案例的读者，显然是片面的断章取义。国家干预本身是中性行为，它并不构成善恶，只有恰当和不恰当之分，就连放任自由主义也需要国家干预来保护自由市场和企业， 所以仅仅用赞同或者反对来一刀切，显然没有太大意义。
综上所述，波兰尼并非否定市场经济模型的有效性，而是指出其实现所需要的限定前提（人为造就的无阻碍的外部环境）和理论结局（破坏社会机体，严重的贫富分化无法消除）。它的矛盾在于，由于市场经济会破坏共同体自然生态，它必须在保护措施建立之后才能安全引进，而这些保护措施却又阻碍了它发挥作用，最终也将导致其崩溃。经济是为了人存在，而不是相反。将人、土地、货币三要素移出市场调节之外，我们依然可以将市场机制在其他资源配置上发挥作用，只是不将其作为整个社会基本规则来运作。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市场经济相对化，视为人类设计社会的选项之一，而非自然法则下必然最佳的选择。由此，后人得以不再被市场经济的“自然铁则”束缚住想象力，从而可以尝试和开拓出未来社会新的可能性。
活字图书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英]卡尔·波兰尼 著；冯钢，刘阳 译
活字文化出品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0年1月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常常要面临来自人或自然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在这些重大挑战交汇的关节点上，人类社会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众多思想家的思考，他们试图探寻这场全人类危机的最深层根源，并努力寻找逃离困境、走向光明的道路。卡尔·波兰尼就是这众多思想家之一，凝聚其深刻洞见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于1944年在美国首次出版，随即被誉为20世纪该领域最重要、最具创造性的作品，并经受时间考验，成为“20世纪的经典之作”，启发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学术议程。
《大转型》一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型，揭示了伴随这个过程所发生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大转变。波兰尼不仅精当指出了自我调适的自由市场的内在缺陷，还准确预言了这种“市场经济”对人、自然、生产组织的严重破坏及其悲剧性的社会后果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对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仍极具启发与参考。
文 | 薛倩
原标题：为什么经济繁荣无法带来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