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三大名医 明朝遗民与清初医学的发展

隐于医学是清初明遗民逃避政府的征招与羁縻的一种方式,他们涉猎医学,大大提高了医生的素质,促进了中医学的快速发展,成为清初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特点。

关键词: 明遗民;傅山;清初医学

清初部分明遗民,选择从医以逃避政府征招,他们对清初医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界对此却很少论及,本文就明遗民与清初医学的关系作一番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1 明遗民就医明清鼎革,不少儒生行医活命

正如张璐所言:“壬寅以来,儒林上达,每多降至于医,医林好尚之士,日渐声气交通,便得名噪一时,于是医风大振,比户皆医,此道之再变也。”这些人中著名的有傅山、方以智、吕留良、喻昌、刘若金以及李延罡等。

他们的医学著作,流传后世的不多。傅山著《傅青主女科》、《男科》、《产后编》;吕留良著《吕氏医贯》、《赵氏医贯评》及《东庄医案》;方以智曾著《医书》,现佚;李延罡著有《补撰药品化义》、《医学口诀》、《脉诀汇辨》及《痘诊全书》;喻昌有《尚论篇》、《医门法律》和《寓意草》。下面以傅山、喻昌为例,说明明遗民的就医活动及其医学贡献。

傅山,名青主,山西阳曲人。甲申之变后,曾从事反清活动,失败后归隐,行医活命。知识渊博,学风笃实,著作有《女科》二卷,《男科》二卷,《产后编》二卷。《傅青主女科》赢得后人很高的评价:“征君此书,谈论不落古人窠臼,制方不失古人准绳,用药纯和,无一峻品,辨证祥明,一目了然,病重者十剂奏功,病浅者数服立愈。较仲景之《伤寒论》方,虽不同而济世之功则一也。”傅山医术十分高明,“凡沉疴与先生,无不瘳。用药不依方书,多意为之,每以一二味取验,有苦劳瘵者,教之胎息,不出三月而愈。……至今晋人称先生皆曰仙医。”医德也很高尚,“山不欲违厥志,避居远村,惟以医术活人,登门求访者户常满,贵贱一视之,从不见有倦言,里党姻戚有缓急,视其力而竭其心。”

对于医药,傅山有专门的论述。“药性大纲,莫过于精读经录及历代以来续入本草。至于用药之微,又向本草中,会通性、气、味,走注关键之妙,犹轮扁之斫,不可与人言也。”还揭露和鞭笞医学界之歪风,“……医药之道,偶尔撞着一遭,即得意,以为圣人复出,不意吾言留其说于人间,为害不小。处一得意之方,亦需一味味千锤百炼,文章自古难得失寸心,知道亦尔,卤莽应接正非医王救济本旨。”

傅山的医学研究,皴染了浓厚的反清思想:“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妙人害妙病,自有妙医与妙药,粗俗者不能治。……以高爽之人医治奴人,奴人不许以正经之医治胡人,胡人所谓不许治者不治也。吾人于此经旨最有先事之验。”

喻昌,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卒于康熙三年(1664年),字嘉言,江西新建人。幼能文,明末崇祯年间,曾以副榜贡生入京城上书言事。清兵入关后,削发为僧,隐于禅,从事医学。喻昌医术十分高明,“治疗多奇中”,与张璐、吴谦并称清初三大名医。

喻昌医学著作有《尚论篇》、《医门法律》和《寓意草》,合称《喻嘉言医学三书》,汇集了他的所有医学研究成果,有很高的医学价值。《尚论篇》全称为《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尚论篇》是简称。喻昌治学伤寒,提出的三纲鼎立学说和重订突出治法,是其对《伤寒论》的两大贡献。温病三纲说,把温病划分三种类型,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冬伤于寒,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时发病。并与伤寒三阴三阳对照,认为冬伤于寒,邪藏肌肤,即邪中三阳之谓也;冬不藏精,邪入阴脏,即邪中三阴之谓也;冬伤于寒又兼冬不藏精, 则与两感伤寒相符不差,这是将伤寒学扩展运用的可贵探索。重订突出治法,“法”相当于文之“提要”,如《伤寒论》首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其“法”为“太阳经受病之初,有定脉定证一法”。全书共397“法”,以三纲鼎立为原则,以纲统法,“毋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一点出,读之而心开识朗”。397“法”突出了《伤寒论》辨证论治之精髓,使方随法立,药从方组,处方用药灵活多变。同时,注释条文小处着眼,阐幽发微,见解独到,发前人之未发。譬如,“脾约”以往解释为“胃强脾弱”,后人多附会此说,喻昌则出新解:“盖约者,省约为一二弹丸而出,全是脾土过燥,致令肠胃中津液日渐干枯,所以大便为难也。”

《医门法律》,其书名如《清史稿》所注:“法者,治疗之术,运用之机;律者,明著医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狱然。”喻昌作此书“专为庸医误人而作,分别疑似,使临诊者不敢轻尝,有功医术”。该书分别论述了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以及诸杂证,提出了著名的“大气学说”。关于“大气学说”,学者多有研究,对其阐释不一。赵含森先生认为,“大气学说”,是根据天人相应理论提出的,“大气”是包括阴阳两方面、与自然界相对应的胸中之气,而不是胸阳;调畅大气的方法不限于通阳,如降肺、和胃、补肾等,皆有助于大气的畅通。喻昌的“大气学说”不仅是理论上的发展,对指导临床也有现实意义。

《寓意草》,记载了喻昌行医治病的医案。该书突出特点是提出了“议病式”观点,其内容有:第一,病人的一般情况,诸如就诊时间、就诊地、就诊者、年龄。第二,病人病情的总体表现,包括体型、面色、声音、表情。第三,病程,包括病始何日、初服何药、次后再服何药、某药稍效、某药不效。第四,主要症状:时下昼夜孰重、寒热孰多、饮食喜恶多寡、二便滑涩有无、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独异、二十四脉中何脉独见、何脉兼见。第五,判断疾病的性质:其病或内伤、或外感、或兼内外、或不内不外,依经断为何病,其标本先后何在。第六,治疗原则: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其药宜用七方中何方,其药宜用十剂中何剂,其药宜用五气中何气,其药宜用五味中何味。第七,具体治疗药物:以何汤名为加减和合。第八,预后:其效验定于何时。距今三百年的清朝初年,喻昌就建立记录病情的格式,是一次创新,是对病案书写标准化的早期尝试。“议病式”用类似现代病历的框架,将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治疗结合起来。

2 明遗民对清初医学的影响

不少明遗民就医,著作颇丰,其研究深入到医学的各个领域,对清初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结构上说,中医学由自然哲学、医学科学和医疗技艺三个要素组成,遗民对清初医学的影响可从这三个方面说明。

第一,是对中医学自然哲学的影响。明清之际,以顾、黄、王为首的明遗民,在批判总结以往学术的基础上,将“问学与德性并重”,力斥空谈,倡导务实,大兴考据。钱穆对此评论说:“……智(方以智―――笔者按)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 〔7〕 考据之风也影响到医学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医学类书和丛书,类书有《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520卷、《医宗金鉴》90卷、《四库全书医书类》191部等;个人从刊有《张氏医书》7种,《徐氏医书》8种,《冯世锦囊秘录》4种,《黄氏医书》11种等。不少医家整理出许多古典医籍。如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张志聪的《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集注》,徐灵胎的《难经经释》,喻嘉言的《尚论篇》等。

第二,在医学科学方面,明遗民也有大量的论说,这里仅以方以智的贡献来说明。方以智先对古代医家的学说提出了疑问,他说:“河间、子和、丹溪、东垣、立斋今如聚讼,气有余即是火,而又曰火与元气不相立,何以决之?”“阳气若天与日,人身以阳气为主。医又言真阳、真阴、真火、真水;实则不二不一,果何以决之?”“十一脏取决于胆心,无原而用心包,曰心主,曰 中,曰小心,曰命门相火,同耶?别耶?”又说:“虞天民变命门为中枨。而《人镜》分左肾、右命门,何以决之?”他认为应该深入探讨,穷究其本。其中就命门的位置说法不一情况,他参考了《明堂铜人图》等,认真研究后认为:“命门一穴,在脊中行督脉第十四椎下陷中两肾之间,与脐相对。夫两肾者,乃生命之蒂,至阴之位也,虽为水脏而相火寓焉。盖太极之理,静为动,本阴为阳基,故冬至子之半,一阳生于至阴之下也。”从而认为明医家虞天民“两肾总号为命门”,深得其旨。

同时指出《脉诀》中“左为肾,右为命门”说法是荒谬的,是“误以穴名为脏矣”而出现的错误。在各家关于命门位置的不同观点中,方以智的看法,对医学界有很大的启发。

第三,医疗技艺方面,明遗民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李延罡著《补撰药品化义》,提出了“辨药八法”,一曰“体”,即燥、润、轻、重、滑、腻、干;二曰“色”,即青、黄、红、白、黑、紫、苍;三曰“气”,有膻、臊、香、腥、臭、雄、和;四曰“味”,即酸、苦、甘、辛、咸、淡、涩;五曰“形”,即阴、阳、木、火、土、金、水;六曰“性”,即寒、热、温、凉、清、浊、平;七曰“能”,即升、降、浮、沉、定、走、破;八曰“力”,即宣、通、补、泄、渗、敛、散。但当验具体时,观其色,臭其气,嚼其味,这是定法。然不能不臭其气,嚼其味,须煎汁尝之,惟辨此四者为先,而后推其形,察其性,及走经主治之义,就很详尽。他还指出:“医家用药,如良将用兵,药品是兵,主将练兵,必先分别武艺,区别队伍,知其膂力伎俩,可使破敌奏功……余则更加参订,分气血肝心脾肺肾,痰火燥风湿寒,各为一门,逐门之内,排款有序,使良工用药且当,功邪补益,不致混淆。”

清初明遗民倡导的考据之风,影响到医学界,促进了医学哲学的新发展。明遗民迫于生计,以“医儒相通”为理论依据,行医活命,客观上推动了医学科学和医学技术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金、元两代医术发达,亦从此背景而来”,因而,考察“华夷”政权的更替对中医学说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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