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想不灭亡都难！黑色纸烬的符水灭东汉
东汉末年，瘟疫横行，朝廷腐败，社会动乱，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
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奉他为活神仙，趋之若鹜。
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漂着黑色纸烬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
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
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
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流民，犹如滚动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有发生爆炸的危险。
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
百姓一旦成为流民，便脱离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
东汉后期的流民现象，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黄巾举事
就在“大贤良师”张角为百姓念咒治病的时候，汉灵帝刘宏也没闲着。
这一天，他草草结束了早朝，早早回到后宫，玩起了驴车游戏。
刘宏十二岁登基，如今已有十个年头。
这位在朝堂政务方面缺少悟性的年轻皇帝，在生活娱乐方面倒是颇有创意。
汉代人通常用马拉车，灵帝则酷爱驴车。
上行下效，一时间驴价飞涨，洛阳驴贵。
他在驾驭国家方面没什么本事，但是驾驭驴车却是得心应手。
小小驴车在他的操控下，时而疾驰如风，时而周旋如规，宫女们的娇嗔和宦官们的谀赞，让他得意不已，把天下、国家、臣民全都抛在了脑后。
灵帝最不该抛在脑后的，是司徒杨赐的奏章。杨赐，字伯献，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东)人。
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显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秉，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以正直敢谏著称。
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生怕因为多事而丢掉官职，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
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威胁，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
“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
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
遗憾的是，这封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情了。
杨赐的密奏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梁、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
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的太平道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部众。
灵帝卖官
黄巾大起义及其引发的暴动骚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动荡，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
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
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
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财，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明码标价。
相当于今天总理级别的三公，标价一千万;相当于部长的九卿，标价五百万。
读书人想要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上缴一大笔钱。
古代的志节之士，视金钱如粪土，瞧不起那些有“铜臭味”的财奴。
“铜臭”这个词，就出现在汉灵帝卖官鬻爵的时代。
崔烈是当时的北方名士，学问没得说，口碑也很好。他花了五百万，当上了司徒。
司徒是三公之一，是汉代最高级别的官职。
崔司徒自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有一天，他向儿子崔钧打听人们的评价，崔公子说：“过去人们对您评价很高，都说您要是不当三公就可惜了;现在您当上了司徒，人们却很失望。”
崔司徒追问原由，崔钧只得直言：“大家厌恶您身上的铜臭味。”
崔司徒既羞且怒，操起手杖打跑了儿子。
铜臭味道不得世人好评，大汉天子却乐此不疲。
在任命崔烈为司徒的朝会仪式上，汉灵帝颇为可惜地对身旁的侍从说：“实在是太不合算了，这个官位应该值一千万啊!”
灵帝的可惜是有例可循的：乱世枭雄曹操的父亲曹嵩，正是花了一千万，才买来一个太尉的职务。
崔烈后来为国捐躯，没有辜负名士的名声。
名士报效国家，尚需花钱买路，那些庸碌贪腐之徒就更不用说了。
卖官鬻爵的钱财源源不断输入西园，灵帝在西园修了一座“万金堂”，颇有“招财进宝”的意味。
中国向来有“王者藏于天下”的古训，大汉天子却忙着充实自己的“小金库”，他已经利令智昏，抛弃了天下。
通过卖官的方式来筹集军费，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这样的事例并非始于汉灵帝。
西汉武帝时，连年征伐四夷，国库空虚，也被迫采取了“入谷射官”的手段，也属于卖官的性质。
所不同的是，武帝卖的是闲职散职等不重要的官职，灵帝则无限扩大化，负责管理国家职能的职位也可以卖，君臣之间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我们不赞成把卖官鬻爵全部归结于汉灵帝个人的贪婪。
从史书记载来看，汉灵帝大规模卖官鬻爵出现在黄巾起义之后，显然，黄巾起义加重了东汉帝国的财政负担，灵帝卖官鬻爵既有个人贪婪的原因，也有制度性的原因。
只是，靠钱买来职位的官员，一心只会想着把买官花出去的钱从百姓身上捞回来，怎么能成为百姓的父母官?这样的皇帝，又怎么能约束他的官员们呢?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宦官们更加嚣张。
侍中向栩、张钧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斩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
灵帝把他们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
皇甫嵩、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的暗算。
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
中常侍赵忠在故里邺城有一处住宅，豪华程度堪比王侯宫殿，明显逾制。
皇甫嵩进军途经邺城，随即向朝廷报告此事，要求没收充公。
另一位中常侍张让向皇甫嵩索要五千万钱，被皇甫将军断然拒绝了。
两名宦官气急败坏，后来在灵帝面前进谗言，收走了皇甫嵩的车骑将军官印，把他的食邑从八千户降到二千户。
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
东汉王朝陷入乱世泥淖
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 ( 今宁夏固原一带 ) 人，既长于戎马征战，又精通儒学，称得上是文为儒宗，武为将表。作为平定黄巾起义的首功之臣，皇甫嵩威震天下，无人能出其右。
一位名叫阎忠的有识之士劝他推翻汉室，南面称帝。
史书生动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阎忠说：“您现在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
皇甫嵩反问道：“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阎忠说：“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
皇甫嵩回绝说：“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
皇甫嵩重视名节，忠于汉室，可是，天道无亲，汉家气数将尽之际，又有多少豪杰能够像他这样守志如一呢?
古人有云：“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乱世之中，强梁为道，军队就是国家的利器。在讨伐黄巾军过程中掌握了国家利器的雄杰豪强，已经不再唯东汉朝廷马首是瞻了。
经历了黄巾之变，东汉王朝“朝政日乱，海内虚困”，彻底滑入了乱世泥淖。中原乱，边疆乱，官场乱，人心乱，怎一个乱字了得!
亲身经历了乱世之殇的思想家仲长统感叹道：“如此下去，大汉王朝恐怕气数将尽，不知来世圣人用什么方法能够拯救这个社会。”
仲长统期盼的来世圣人遥不可及，一批乱世枭雄却横刀跃马，闯入了历史舞台。
仲长统卒于 220 年，享年四十一岁。
就在那一年，汉献帝逊位，大汉王朝正式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