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什么剪掉自己的辫子？袁氏身份转型
在一定意义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现代社会的“身份解构”现象，也就是把帝制时代不平等的“臣民观念”去除，进而确立新的具有平等身份的同样的人。在这种新旧身份制度和观念的更替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发生文化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般而言，人们的身份认同往往是由其所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决定的，而晚清时期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同样也影响到袁世凯的身份认同。1895年以后，民族主义观念逐渐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作为清廷内部具有改革思想的汉人高官，袁世凯的政治观念也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作为政治家的袁世凯，“其世界观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与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他的民族主义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他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达尔文、赫胥黎或斯宾塞尔”。近代民族主义观念源于西方，袁世凯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接纳说明他的思想中有西化的一面。然而，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袁世凯的家世、地缘及其社会经历等因素所形成的“文化关系网”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并成为袁世凯精神世界中最复杂的一面。
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新旧观念杂糅、并存的过渡时代。自1880年代开始，袁世凯驻节朝鲜12年，与英美日俄等国外交官折冲樽俎。对袁世凯而言，这段出使经历也是一次深入而持久的跨文化交流体验。1895年回国之后，袁世凯奉命小站练兵，仍然进行翻译西方现代军事书籍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简言之，我们不能把袁世凯视为一位纯粹的传统政治人物，他的跨文化体验以及由此引发的身份认同焦虑，也是不应忽略的。事实上，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而造成的袁氏文化认同问题，并非一个独特的个体现象，而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一个突出的普遍性问题。如萧邦奇所说，“几乎在整个20世纪的巨大挑战和曲折地探索新的政治和文化正统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始终居于中心地位。……而激剧的革命变迁所造成的相当的政治与人身不安全也使得个人必须面对身份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必须建构或重构身份”。革命是一种政治秩序的重建，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政治观念、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都将发生某种转变，这些转变的结果就会造成人们的身份认同问题。
1912年2月16日，已经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悄悄地剪去辫子。此前一日，孙中山从南京致电袁世凯，称赞袁氏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身份选择，不仅是他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更广阔的国家和文化认同层面上，还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以来日益凸显的文化认同问题。袁世凯的身份认同危机，放置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还是一个东方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与冲突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考察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身份转型及其文化认同。
辛亥革命期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势力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推翻清朝”。此一问题对清廷及袁世凯而言，又具有两种不同的政治意义:对清廷而言，这是一场决定清王室生死存亡的改朝换代;而对于南方革命势力的潜在“合作者”袁世凯而言，这似乎更是一场关乎其政治命运和文化认同的“身份革命”。在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看来，辛亥革命属于“东方型革命”，其显著特点是会出现一个“双重权力”的漫长时期，在此期间，革命者与旧政府在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文化上展开激烈的博弈。简言之，东方型革命所带来的“双重权力”竞争也是一个漫长的“新旧冲突”问题。辛亥革命不仅造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上的“新旧冲突”，也给袁世凯带来了身份认同的革命变化。
袁世凯一生交游甚广，然最能了解其人心理者，恐怕非徐世昌莫属。1915年12月20日，袁世凯特颁“嵩山四友”令，徐世昌名列嵩山四友第一，足见徐世昌在袁世凯心目中地位之隆。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袁世凯因徐世昌之保荐，顺利复出。关于袁世凯最终倾向共和的心路历程，徐世昌曾这样说：
袁氏世受国恩，在本人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诟病……所以，最初他在表面上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君主、民主，又其次乃偏重民主，最后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不料南方先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项城的总统且由孙中山推荐，非项城所逆料也。
辛亥革命之后，既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群龙无首，各种政治势力竞相角逐。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下，政治局势的演变非常人所能预料，袁世凯亦然。关于国体问题，袁世凯本意是力主实行“君主立宪制”。当北方全权代表唐绍仪离京南下时，袁世凯告诉唐氏会谈宗旨“以和平解决为主”，故而南北会谈时“曾议召集国会，举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以为转圜之法”。但是，孙中山的突然回国，改变了这一协议，也打乱了袁世凯既定的政治计划。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洲游历，得黄兴密电，方知武昌起义爆发，遂由欧洲返国。行至香港时，孙中山从谢良牧等革命党人那里获悉国内情形后，偕胡汉民等径驰上海，筹划组织“统一之政府”。1911年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告知:“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近因新制飞船二艘，又值孙文来沪，正议组织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进而加剧南北双方关于“国体”问题的争执。孙中山当然清楚其突然担任临时大总统，自有许多不合手续之处。故而他在1911年12月29日致电袁世凯，解释说:“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1911年12月29日，袁世凯与《大陆报》访员有一番谈话。袁说:“余今决计反对民军所定召集国会办法，因民军之要求为一方面之主意。似此集会不足代表团体，将与戏剧无异。故余主张召集此会，其会员须实有代表各省之性质。”袁还表示“仍主张君主立宪，谓民主共和恐不易成功”。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袁世凯还是“比较相信南方在清帝退位后选举他做大总统的约定”，所以他此时仍然对外以清朝的“忠臣”自居。但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袁感觉到“南方的推举是不太可靠了”。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若要继任临时大总统，其前提条件就是袁氏首先能够“断绝与清政府之关系”，然后“变为民国之国民”，乃能“举为总统”。
在南北两方关于清帝退位问题的交涉上，袁世凯非常精明地扮演了“居间沟通”的角色。此举为袁世凯解决了身份转型的困境，使其实现了从“臣民”到“国民”的体面转变。其中的微妙关系，正如时人所言，“袁世凯若不赞成议和，必无南北议和之事，议和亦无如是易成也”。虽然南北议和涉及诸多议题，但是其中真正能化解袁世凯身份转型困境的议题，则是“国民会议公决国体”。袁世凯主张，要解决“国体”问题，必须“普征全国人民意思以为公断，自应用各国普通选举之法，选出国会议员，代表全国人民意思而议决之，始能收效”。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既可以给清廷一个“体面的台阶下”，也可以让袁世凯不必担负“劝退”的责任，并在形式上维持了君臣之道。相比之下，南方革命党人作为中国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就没有袁世凯那种“身份认同困境”，他们的“国民身份认同”旗帜鲜明。1911年12月31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伍廷芳谓共和国体与蒙人有益，譬如“免为奴才、免其进贡等事，一经解说，彼必忻然信从”。伍氏此言虽是针对“蒙古王公”可以“免为奴才”而言，其意也是在敦促袁世凯尽快拥护共和制度。
袁世凯终究在意的是大总统的职位，他绝不会因“国体之争”与南方决裂，他需要用南方革命势力胁迫清廷退位，以实现当选总统的心愿。1912年1月1日，袁世凯接见德文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余出山之初，即思与民军和平解决，以免战祸，故有此次与民军议和及暂时停战之事。……余为爱自己之国起见，一再设法，冀达君主立宪之目的，然而今亦力竭矣。”然而，在表面上还是要显示出对南北议和的不满，袁世凯先是在1912年1月2日致电唐绍仪，“准其辞任”，其后由其本人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直接通电商谈南北议和问题。1912年1月4日，袁世凯致电北方各军及督抚，指示“顷闻上海革党有决裂之意，望即严备，如革军前进，即行痛剿”。同日，袁又致电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指责说:“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袁世凯急于谋得总统位置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同时，袁世凯开始积极逼迫清廷退位。袁氏所用办法大致有五条:一、以军费胁迫亲贵王公;二、以驻外公使电奏退位胁迫清帝;三、以内阁合词力奏恫吓要挟隆裕皇太后;四、动用前线军官胁迫清廷退位;五、用优待条件诱导清室。就这样，袁世凯将“帝位去留”问题交给清皇室宗亲抉择，而他则以“邦家存否，非总理大臣职任所能擅断”为由，把自己推脱得一干二净。
在清帝逊位问题上，严重的财政危机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1912年1月7日，日本驻华使馆翻译官高尾拜访袁世凯，高尾从谈话中得知，清廷财政情况“极端窘迫，军费奇绌，依然如故。日前，皇太后虽已拨出内币充做军费，然而杯水车薪，无济大局，其它皇族尚在踌躇中，不能指望有何贡献”。一方面清廷因财政难以为继，军费无着，另一方面袁世凯故意利用“南方革命军”的存在给清廷施加压力，其办法是下令北军与南军“不可开战”，以“继续议和”为由，达到用南方革命势力拖垮清廷之目的。1912年1月9日，袁世凯致电其心腹湖广总督段祺瑞，指示:“望阁下亦电饬各军队一律遵守。尚恐彼此电报到有先后，须两方同时通知汉口领事，讬其转至两方军队，并切实申明前令，非接有和议决裂，战事重开之通告，不可开战。”袁世凯的这些举措虽然秘密，但终究引起外界的猜忌。于是，围绕袁世凯对于“共和”与“帝制”的态度选择问题，引发各界对袁氏政治身份认同的“猜测”，各种不利于袁氏的谣言也铺天盖地袭来。
南北议和期间，中外各方势力在“清朝帝位”去留问题上，竞相博弈，局势变幻莫测。在这种混乱的政治形势下，袁世凯仍然以清朝的“臣民”自居。故而，袁氏关于国体的态度一度力主“君主立宪”。还在1911年11月22日，立宪派领袖梁启超的亲信罗惇曧谒见袁世凯，探察他的政治态度。袁说:“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时亦无可改变。”在罗氏追问下，袁氏又说:“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然而，袁世凯对于“君主立宪”及“共和政体”并非真的如此关心，他真正在意的是“外界势力的态度”以及他能否如愿当选总统。当时的情况是，各国公使的意见“皆赞成中国君主立宪”，列强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袁世凯，使其倾向于采纳君主立宪制。根据罗氏的观察，当时外人揣测“袁将为总统”，但袁世凯的心思还是让罗氏捉摸不定。罗氏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写道:“昨见袁时，气度极闲暇，言下似甚有把握，不知其心如何。窃谓总统当非其所利耳。”这段谈话隐约说明，中外势力此时开始怀疑袁世凯拥护“君主立宪制”的诚意了。换言之，袁世凯刻意维护的清朝“臣民”的身份认同已经遭到外界质疑了。
在“臣民”与“国民”的身份选择上，袁世凯格外谨慎。袁氏不敢轻易放弃“臣民”身份，还由于他对中国国情的判断。1911年11月23日，袁世凯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言谈之间让《泰晤士报》记者觉得:“袁之语气，似深信中国人民有十分之七仍为守旧派，其与改革表同情者不过十分之三。即使共和成立，将来或再有他项之守旧党起而革命，谋设专制政体，亦未可知。如此则内乱连绵，或亘十数年不能平定，则中国与各国将同受其困矣。”正是出于对“守旧党”的恐惧，袁世凯不敢轻易接受“共和”，也不敢表明他的“国民”身份。然而，南方革命势力力主共和，在南北议和期间逼迫袁世凯表态，更欲让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这让袁世凯极感困难，一筹莫展。
在民初政局中，最能了解袁世凯心思的人，张謇算是一位。张、袁早年曾有“师生之谊”，张謇深知袁世凯是一个“趋利避害”“见利忘义”之人。故而，张謇知道袁世凯的清朝“臣民”身份认同是碍于时势所迫，其所真正在意的是“权力”。张謇在1911年12月下旬致电袁世凯，授以“逼宫妙计”：
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局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在鄂及北方军队中，诚鲜通达世界大势之人。然如段芝泉辈，必皆受公指挥。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清政府云:军人虽无参预政权之列，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批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必界公与庆邸为留守，公即担任保护，遣禁卫军护送出避热河，而大事可定矣。
这是现今所见辛亥革命期间张謇与袁世凯密商“军人干政”的重要材料，揭示了军权在决定中国国体的性质上最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有张謇的催促，袁世凯仍不敢轻言共和。1911年12月26日，袁世凯对驻俄公使陆征祥的来电批示道:“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等电奏，语意趋重共和。以出使大员立论亦复如此，臣窃痛之。拟请留中，毋庸降旨。”然而，孙中山随后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给袁世凯造成新的政治压力。袁世凯必须在“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迅速做出抉择，以改变不利于他的政治形势。袁开始面临政治身份的抉择。1912年1月1日，德文报记者采访袁世凯时就发现:“袁世凯谈论时，颇有烦懑之态，令人一望而知其操心过度。”关于袁世凯纠结于臣民与国民的微妙心态，张国淦有一段经典论述:
在袁世凯方面，对于未来的总统本早由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互有默契，而袁彼时所处地位对清廷及北方尚有种种做作，表示他谋国之忠、用心之苦，以掩饰其逼胁“禅位”之真面目。不料孙中山已洞烛其隐，完全给宣露出来，叫他不能躲闪，更无从两面玩弄手段，且使知“事已垂成，位无他属”，亦可料其不能就此翻脸。
袁世凯既想当“忠臣”，又想做总统，孙中山的确是“洞烛其隐”。1912年1月4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从1月2日开始，袁世凯取消唐绍仪的北方议和全权代表资格，并与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直接电商”，南北议和从公开谈判进入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电商”的秘密谈判阶段。袁世凯此举的一个主要考虑就是预防消息泄露，因为这一阶段商谈的主要内容就是“清帝去留”问题。但是，袁世凯与伍廷芳的秘密谈判还是引起了外界的猜疑，各种不利于袁世凯的谣言纷纷出笼。而泄露内幕的恰恰是南方总代表伍廷芳。
当时，《民意报》刊登伍廷芳致武昌各省都督各军队公电，宣称“停战延期，实因清帝有退位之议。前此秘密磋商，未便先行宣布。今已议有头绪，大约再过数日即可决定”(9)。伍电发出之后，立即起到“摇惑”舆论的效果。社会上纷纷流传“朝廷有逊位之举，大臣有赞成共和之说”的谣言。北方的蒙古王公致电袁世凯表示“坚持君主立宪”，袁世凯迫于压力，只得表示“亦决必不避艰险，追随诸君之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治下的东北军也开始组织“勤王军队，预备开拔”。其中，“东三省全体军人”致电袁世凯内阁，宣称:“又传闻朝廷将有逊位之举，大臣有赞成共和之说。可惊可怪，莫此为甚。在军人等，亦明知国家不可一日无君，纵时事艰危，钧阁政见亦万不至出此。然中外议论，人心惶恐，大局益以摇动。恳请钧阁亟有以表示之，以释群疑而靖谣言。”东北八旗子弟也表示，如果革命党“仍不反正”，将决定“组织决死队，附入北军，定期南征”。
更严重的是，以载泽为首的满清皇族少壮派还组织“宗社党”坚决反对清帝逊位，他们现在拥护铁良掌管北方军队，对南方革命军采取积极的仇视政策，并开始对袁世凯采取威胁行动，而袁世凯及其亲信也做好了各种应急措施。据报载，铁良是“策划暗杀袁世凯的主谋”，由此造成袁世凯在北京的处境非常危险。正是在此背景下，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途径北京东安门外丁字街时，“有人掷放炸弹，将卫队管带炸伤身死，兵警亦伤数名”。1月18日，袁世凯与民政大臣赵秉钧副署上谕，宣布:“现在人心不靖，京师地方重要，著责成民政部、步军统领、顺天府、军统冯国璋、提督姜桂题，设法保护地面，平安秩序，毋稍疏忽。”1月21日，袁世凯在给梁鼎芬的信中，透露了他的困境:“内之则主少国危，方孤立于众谤群疑之地;外之则交疏援寡，群欲逞其因利乘便之思。正不徒共和独立之警言，日盈于耳，炸弹手枪之恫喝，咸与为仇已也。险象环生，棘手万状。”
随着各种不利于袁世凯的谣言在北方军民两界继续四处传播，袁世凯的政治地位有动摇之虞。为了消除谣言的影响，袁世凯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一是公开表明他的政治身份认同，此即“亮相”;二是采取各种辟谣措施，控制舆情。1912年1月23日，袁世凯正式表明他的身份认同。这一天，袁世凯授权“美联社”发表一项“声明”:
本人所有行为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即为了全中国老百姓的最大利益，而非革命党人的利益或者拥护帝制的那些人的利益。本人从不为一己私利出发，希望能够继续担任总理大臣，直到可以创建国会，选举产生议员，或者为大多数中国人探索出一条合适而正确的出路。
考虑到革命党领袖的态度，普选看来不可能完成。因此，希望能够尽快创立某种形式的负责任的政府，为中国人民带来和平。如果任何人有能力并且愿意为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寻找出路，他愿意辞职并且移交政府权力。
此间一些外国使馆督促本人负起责任，希望本人继续主持国政，这表明他们对现政府是拥有信心的。
袁世凯的这份声明之所以选择通过“美联社”发布，显然是有超越南北政争、凸显其“国家”立场的考虑。袁世凯通过美国的通讯社宣布他的政治认同:不是“革命党”，也不是“宗社党”，而是中国的“国民”。袁世凯明确地将自己视为全国人民利益的“国民代表”，而不是某个“党派代表”。至此，袁世凯终于亮明了他的政治身份:一个超脱于各党派利益之外的“国民代表”。在“宣示国民身份”之后，袁世凯开始对孙中山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迫使孙中山在谈判中让步。
1月26日，袁世凯给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出一封密电，表示:“本大臣现逼处嫌疑之地，倘和议仍不能成，即决意引退，决不愿见大局之糜烂。惟各君主党意见愤激，急而走险，如借用外兵等危险之举，恐难免于实行。应请互相迁就，以维大局，是为至要。”随后，袁世凯就加紧对清廷施压，逼迫清帝退位。清廷此时仍寄希望于“笼络”袁世凯，使其保持“清廷臣民”的身份。故而，清廷在1月26日特意褒扬袁世凯的“效忠精神”，称赞他“公忠体国，懋著勤劳。自受任以来，筹画国谟，匡襄大局，厥功尤伟。著锡封一等侯爵，以昭殊奖，毋许固辞”。1月27日，袁世凯上奏清廷，一方面恳请收回“封爵成命”，一方面表示自己不得不放弃“君主立宪”主张的苦衷:
臣入朝之初，抱定君主立宪宗旨，冀以挽救大局。虽近畿军队渐就范围，山东一省取消独立，方谓初衷可期勉遂。乃汉口甫下，海军继叛，汉阳既克，金陵复失。友邦出而介绍，以尊重人道、息战和商为请，于是遣派代表讨论大局，磋商兼旬，迄无效力。民党坚持共和，毫不通融，而顺直、河南谘议局从而和之，腹地各省，时虞不靖。近则库伦、伊犁、呼伦等处亦相继告变，以数百年之屏翰，亦有倒戈之形。臣苦虑焦思，深恐大局决裂，贻忧宗社，不得已沥陈实情，仰蒙慈圣召问王公大臣，询谋佥同，遂奉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之旨。臣之初志，既已背驰，然尚望国会开成，或不至偏重共和，尚存君宪之望。乃召集地点及正式选举法，皆不克议行，而纷纷电请者，不独素著时望之绅衿、曾立事功之督抚、洞达外势之使臣，即各埠之商团、公会等，亦多坚主共和。臣独坐深思，每为涕下。诚不知人心何以如此乖离，国势何以竟难维挽。
毫无疑问，袁世凯这份奏折柔中带刚，既是他逼宫计划的重要一环，也是他向清廷“决裂”的告白书:放弃大清王朝的“臣民”身份，改做共和国的“国民”。其后的事情就很清楚了，袁世凯借用各方势力，逼迫清廷退位。不过，袁氏在“臣民”情结的影响下，在与南方的谈判中尽可能地在清帝逊位的“政治优待条件”上维护了清皇室的利益。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三道诏书。第一道诏书同意在中国建立立宪共和国，由袁世凯任大总统;第二道诏书表示接受新的中华民国在清帝退位后为皇室所作的安排;第三道诏书声明希望在全国恢复和平。这三道诏书以极为含蓄的方式表达了袁世凯努力解决其身份认同冲突的微妙心理，即用诏书的方式证明他的大总统位置是清帝主动“禅让”的，而不是袁世凯依靠武力“非法”获取的。通过这种方式，袁世凯似乎找到了他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型的托词。
袁世凯对“国民”身份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投机主义的选择，而非实质认同国民身份所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文化。从袁世凯剪掉其拖了几十年的“辫子”的时间、场合，即可体会到袁世凯在政治上精于算计的微妙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早在1911年12月7日已经降旨，“臣民准其自由剪发，改用阳历，着内阁妥速筹办”。只因清廷当时被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弄得焦头烂额，结果不了了之。尽管清廷大势已去，袁世凯也没有立即剪去自己的辫子。一直到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才在次日下午剪去辫子。当日，负责为袁世凯剪辫子的，并不是职业理发师，而是他的心腹秘书蔡廷干，在场围观的只有他的儿子袁克定。显然，袁世凯是在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里剪去辫子的。
袁世凯剪去辫子这件事终究还是被泄露出来，而泄密之人就是剪刀手蔡廷干。或许，蔡廷干对他亲眼见证袁世凯“剪辫子”这件事太自豪了，所以当天就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了《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作为一名资深记者，莫理循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新闻。不过，莫理循为了避嫌，没有把这个重大新闻告诉他所服务的伦敦《泰晤士报》，而是透露给《每日邮报》。随后，袁世凯剪掉辫子的新闻开始在欧洲新闻界传播开来。1912年3月3日，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小日报》以挖苦讽刺的口吻做出如下报道:
几个月来，中国不仅上演着一场政治革命，还经历着一场习俗的变革。中国的各大城市都在进行着这场声势浩大的提倡欧式服装、抵制中国传统发型的运动。我们看到大批中国人聚集在公众场所，一个接一个庄重地走上高台，一些手持剪刀的师傅当着成千上万同胞的面剪掉了他们的辫子。直到目前为止，袁世凯还一直保留着他的辫子。这个精明的投机分子和谨慎的政客总是想办法躲避这场运动。在前朝时，他自然保留着辫子;在局势动荡时，他依然保住辫子，绝不能太过明显地脱离朝廷的阵营。但是皇帝退位了，皇室放弃了斗争，准备流亡。袁世凯突然觉得自己焕发了青春，命人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在法国《小日报》这样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欧洲媒体中，袁世凯是否保留“辫子”，集中体现了袁世凯在辛亥鼎革期间政治上的投机本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诸如《小日报》这类西方媒体对辛亥革命期间发生的“剪辫易服”的报道，映射出他们骄傲自大的“西方文明优越论”的世界观:西方代表人类的先进文明，而中国代表落后文明。在此语境下，来自中国旧制度阵营中的袁世凯及其脑后的辫子，很自然地成为西方媒体挖苦批判的绝佳素材。袁世凯毕竟在南北议和之后剪掉了他拖了几十年的辫子，在欧洲人看来，这确实象征着欧洲文明的胜利。然而，发生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竞争，绝非如袁世凯剪辫子那样简单。在袁世凯剪掉辫子之后，中国的儒家文明仍然显示出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强大抵抗力。
表面上看，袁世凯剪掉辫子，是一种顺应欧洲文明主导的时代潮流的不得已举措。实际上，欧洲文明在中国看似占据上风，却依然是浮在水面上的，缺乏根基。就如剪辫而言，袁世凯特意选择在清帝退位之后才剪去辫子，这种时间的选择当然是一种非常谨慎的政治考虑，同时也说明传统的忠孝伦理对袁世凯依然有束缚作用。辫子本身无足轻重，但是辫子所代表的中国效忠传统观念却不可低估。袁世凯剪去辫子，当然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政治抉择:他要就任临时总统，必须剪去辫子，与君主专制一刀两断。但是，由此引发的来自清朝遗民群体的抨击，袁世凯也不得不承受。武昌起义发生之后，时任翰林院编修叶昌炽就怒斥“剪辫易服”之人为“丧尽天良”的反噬国家之徒。晚清史官恽毓鼎一度认为，剪辫形同“亡国之举”，会“惑民视听”。凡此种种时论，袁世凯身为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自然需要考虑。上述言论都是从政治文化上着意，说明辛亥鼎革之际的剪辫运动不是单纯的政治革新运动，确实带有新旧文化竞争的意味。新旧文化的冲突落实到历史当事人身上，最终表现为一种内心精神世界的抗争，并引发历史人物的身份冲突，袁世凯也不例外。
按照南北双方的事先约定，剪掉辫子的袁世凯作为“新中国”的国民，自然具有了继任临时总统的资格。如果说袁世凯剪辫象征着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型，那么剪辫之后的袁世凯在继任临时总统之后，则面临着新的政治认同问题。对袁而言，“大总统”毕竟是一个舶来品，实际上他对于共和制度下的“总统”所象征的权力、地位、荣誉等政治内涵，也是不大了解的。也因对西方政治文化缺乏了解，袁世凯只能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去想象“总统”的权力边界。当时担任袁氏英文秘书的顾维钧曾批评袁世凯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很无知，说:“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故而，袁世凯最初对总统职务所代表的权力多少有点盲目乐观。1912年2月11日，袁世凯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盛赞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
袁世凯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一直是在“外力”的强迫下实现的，而不是发自他内心的自我认同。虽然孙中山在清帝逊位后将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但是孙氏在让位之前重新确立了“大总统”的职权范围。原来，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即大总统负有“实际政治责任，是政府的主持者，它能操纵议案并握有军权、战权和设立法院权”。但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终究不信任袁世凯，为了限制袁的政治权力而制订了《临时约法》，把“总统制”变为“内阁制”，也就是让“大总统”成为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的国家元首。事实证明，这不过是革命党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袁世凯毕竟属于实力派，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安心担任这个形同虚设的国家元首。
19世纪“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英国学者梅因(HenryS.Maine，1822—1888)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历史定律:“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社会的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当然，辛亥革命也是一场进步性的社会运动，它不仅终结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东亚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且还由此引发时人的身份变革: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
在辛亥革命之前，依靠儒家思想为基础所建构的“纲常名教”理论体系，是一个以“等级身份制”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种身份制度体现的是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是集体主义压制个人主义的身份关系。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西方民主制度得以在中国确立，原先的君臣关系被革除，并建立一个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尊重个人权利的现代“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国民的身份得以生成。在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变革潮流中，袁世凯也随波逐流地完成了他的身份转型。然而，在袁氏身份转型的历史深处，还牵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转型问题。
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转型过程中，表面上看革命派所倡导的西方民主文化获得了强势地位，但传统的“家天下”和“忠孝”观念在革命风潮的冲击下也不会瞬间消亡。在此文化转型的进程中，像袁世凯这样的“政治领袖”的文化心态更值得关注，他的文化认同问题直接影响到民初政治发展的走向。辛亥革命发生后，传统儒家文化系统开始崩溃，由此造成原来隶属于此一系统的晚清官绅群体发生文化认同的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压力，他们对原来的“臣民”身份失去了归属感，并对新的“国民”身份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袁世凯这时的身份认同问题，亦当作如是观。
(原文 《“臣民”到“国民”:清末民初袁世凯的身份认同》，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