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复古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王政复古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经过
当天夜里讨幕派召开小御所会议，压倒山内丰信、松平庆永等公议政体派，做出要德川庆喜辞去内大臣职务和没收其领地的决定。倒幕派为了要找到讨幕的藉口，因此,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与朝廷公卿岩仓具视便决定於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发动政变，由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并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他们知道德川庆喜绝不会交出首长之职位，更不会把德川家所属的领地纳给天皇。於是便可以德川庆喜违抗圣旨为理由，名正言顺地发动讨幕之战。
江户时代末期，黑船来航之后，围绕与外国缔结通商条约等事，朝廷开始恢复其传统权威。既出现了倡导幕府和朝廷协作的公武合体派，又出现了反对幕府，甚至主张武力推翻幕府的尊王攘夷派。
基于土佐藩的建议，江户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根据公议政体论，于庆应3年10月14日(1867年11月9日)上奏明治天皇，提出大政奉还，翌日获得敕许，将260年来由德川幕府掌握的政权返还朝廷。其目的被认为是使讨幕失去名分，而德川家将作为政治中枢继续掌握实权。
朝廷为了创设新的公议政体，下令德川家一门的德川庆胜和松平庆永，萨摩藩的岛津久光，土佐藩的山内丰信，宇和岛藩的伊达宗城，广岛藩(安艺藩)的浅野长训，肥前藩的锅岛直正，冈山藩的池田茂政(德川庆喜的亲弟弟)上洛(去京都)。公家的岩仓具视和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等讨幕派准备通过政变，阻止亲德川派的摄政二条齐敬和贺阳宫朝彦亲王建立德川中心的政府。大久保利通等人决定不理睬萨摩长州两藩10月21日下达之延期执行讨幕密敕的命令，缔结了萨摩、长州、安艺三藩出兵同盟。实行王政复古的日期原定于12月8日(1868年1月2日)，由于土佐藩后藤象二郎的要求而延期一日。
12月8日(1868年1月2日)夜，岩仓具视在自宅召集萨摩、土佐、安艺、尾张、越前等藩重臣，宣言断然实行王政复古。翌日，召开了旧体制下的最后一次朝议，决议恢复长州藩主毛利敬亲、毛利定广父子的官位，允许其进京;解除岩仓具视的蛰居和出家处分;赦免八月十八日政变后逃往九州的五卿(原七卿中锦小路赖德已病故，泽宣嘉逃亡)。众朝臣退出之后，正在待机的萨摩等5藩军队控制了京都御所(皇宫)的九门，并严格限制通行，禁止摄政二条齐敬和贺阳宫朝彦亲王进宫，刚刚被赦免的岩仓具视进宫参见。随后，天皇在御所内学问所发布了“王政复古的大号令”。当天，在京都御所内的小御所进行了第一次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会议，称为小御所会议，要求德川庆喜辞去内大臣官职并削封德川家领地。
结果
一月二日九时左右，萨摩、尾张、越前及安艺的藩兵浩浩荡荡地前往各处宫门，要求接受警卫工作，原先驻守在宫门的会津及桑名藩兵见对方来势汹汹，只好撤离宫门。到了下午所有接到天皇召令的公卿，藩主、志士都齐集在宫廷后,明治天皇宣读由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人联合草拟的[王政复古]文案，到了晚上第一次三职会议正式召开,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终於达成了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决议，并由松平庆永及德川庆胜二人到二条城说服德川庆喜主动辞官，纳地。德川庆喜眼见自己在京都兵力不足，只好假装同意会议的决定，但须与老中们商量过后才可答覆朝廷。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与倒幕派在京都发生武力冲突，德川庆喜只得暂时率兵前往大阪。因此，1868年1月27日(应庆4年1月3日)发生鸟羽、伏见之战。这次战役胜利后，新政权1868年2月8日(应庆4年1月15日)向外国宣布“王政复古”，并逐步完善它的建设工作。
影响
作为近代东亚最为著名的两个君主，明治和光绪截然不同的命运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结。因为，就在相同的年代，日本由此咸鱼翻身，超越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则积贫积弱了百余年，至今不敢说“强”。与中国的百年巨变相比，日本似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现代化转型，而且，是在“王政复古”“尊皇攘夷”等看似落后的政治口号中完成的。同样有意思的是，山冈庄八的这本历史传记小说《明治天皇》将开卷的重点放在了明治即位之前的孝明天皇时代，看来，作者似乎更有史家的野心——英雄的诞生，总是时势使然。
几乎是和中国的鸦片战争同时，美国军舰造访日本，要求日本开港通商，其后还有英、法、荷的军舰虎视眈眈，在目睹了中国鸦片战争的惨败后，幕府便意识到了“船坚炮利”的威力，其“武家天下”的政权也自然开始出现危机。与当时的中国一样，当时大多数保守的日本人纷纷反对开港通商，并由此提出“尊皇攘夷”，其后，伴随着“黑船来航”的阴影，各藩的武士分为“尊皇”与“佐幕”，展开激烈对抗——“安政大狱”、“樱田门外之变”、“和宫下嫁”、“寺田屋骚乱”等一系列事件几乎是环环相扣，不可避免。
在一场统治危机来临之际，即便是一向高高在上的日本皇室，也同样难以幸免。面对各藩武士的质疑与骚乱，强行与西洋列国开战，日本免不了被人四分五裂(国土人口强大许多的中国就是一例)，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如何以退为进，以时间换空间，才是切实可行的良策。所以，将一些只喊口号的爱国志士暂时囚禁，将部分激进分子调离岗位——在某种程度上，皇室和幕府都意识到了外患下的内忧同样可怕：大老井伊也正是因为坚持这样的主张被爱国志士所杀害，直到他派往美国的使者回日本开办第一个现代化造船厂，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价值。
应该说，幕府与皇室都属于能理性看待这场战争全局的人，所以，孝明天皇在岩仓具视的劝说下，同意“和宫下嫁”，试图建立“公武合一”的政体，以便整合日本离散的民心，全民一心，以免亡国灭种。然而，在野的藩邦和武士却不是处在他们的位置，没有他们的深谋远虑，却也有他们没有的一腔热血，以及不怕牺牲的胆略，更重要的是，武士也无需像政府那样瞻前顾后，自然，暴力暗杀就一浪高过一浪——大老井伊死在自己门口，而袭击他的武士也先后被处死;寺田屋中，萨摩与长州的武士试图举事，也先后被自家的家主镇压。毕竟，在领袖看来，举兵造反不能一时意气用事，需要的是实力。
历史很快就验证了幕府与皇室的判断——长州的武士与西洋军舰开战，大败而归，萨摩的武士与英国军队开战，同样一败涂地。匹夫之勇难以胜过船坚炮利，然而，最重要的是，日本民族的精气神却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磨练，失败并不可怕，在某种程度上，胜利就是以失败为阶梯筑成的。这两场战役的失利，使得全体日本人都明白，爱国、勤皇需要的是实力：一代人的鲜血，终究唤醒了下一代人。在将军家茂和孝明天皇相继过世后，明治天皇的维新变法推行便极为顺畅，再也没有遇到任何保守派的阻挠——这其中，有无数的无名英雄，无论他们是“尊皇”还是“佐幕”，在客观上，都为日本的近代化转型成功做出了贡献——日本也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