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
著有《内经知要》、《药性解》6卷、《医宗必读》10卷、《伤寒括要》2卷、《本草通玄》2卷、《病机沙篆》2卷、《诊家正眼》2卷、《删补颐生微论》4卷、《李中梓医案》等。《诊家正眼》、《本草通玄》、《病机沙篆》三书,1667年汇刊在一起,署曰《士材三书》。《李中梓医案》本书共收医案50多则,不分门类,不立标题,大多为内科杂病疑难治案。书中体现出李氏长于脉诊和辨证,处方灵活,案语明晰。初未刊行,后收入李延昰《脉诀汇辨》中。
医术教育
知名弟子
李氏门人以吴中医家为大多数,其中以沈朗仲、马元仪、蒋示吉尤卓越。至于马元仪门人又有叶天士、尤在径,一则创立温热论治有功,一则阐发仲景经旨得力,更使吴中医学得以进一步的发展盛行。
治学方式
李氏治学,博采众长而不偏执一家。他十分重视阴阳水火的相互关系。认为阴阳水火是万物之本,而于人身之中即是气血。水火宜交不宜分,水火的升降出入,运动不止,推动了万物的生长和发展。在水火阴阳的关系中,阴虽根于阳,阳虽根于阴,然阴阳二者,阳于生命活动尤为重要。既然阳于人体如此重要,因此,气血阴阳俱虚者,补气补阳当在其先,提出“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的论调。李氏重阳气的思想,与张介宾之说颇为—致。不过,张氏重阳气主张温补肾命,而李氏强调补气补阳药的运用而已。正因为李氏重视先后二天,因此其临床多从脾肾入手,重视先后二天的调理。其治疗内伤杂病,诸如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附子理中汤、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等均为习用之剂。
李中梓在脏腑辨证方面特别重视脾和肾,他在《医宗必读》中专以“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命题展开讨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医术理论
李中梓认为,治病求本,即要掌握生命之本。而生命之本,不外乎先天之本与后天之本两个方面。先天之本在肾,“肾为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也。”肾精充盛,则脏腑之精充足。而元气又是诸气之本。无论脏腑之气,经脉之气,均以元气为根。故尔,要保全生命,必须保护先天肾中精气。与此同时,后天脾胃也是十分重要的。他说:“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气入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其基本思想,与李东垣脾胃为元气之本的认识相一致。既人在生长过程中,需时刻依赖水谷之气的不断资养,五脏六腑由于水谷之气的不断资养才得以发挥其功能作用。而水谷之气的化生有赖于脾胃,故脾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至关重要。
既然脾肾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至关重要,故李氏在诊断、治疗诸方面,十分重视先后二天亏损的调治。认为脉法需强调胃、神、根。胃气与肾气之盛衰,确是人体生命之根本。故诊脉需重视脉中胃气与肾气之盛衰,确是诊法中最关键之处。至于治疗,李中梓则接受李东垣、赵献可、薛已诸家之说,从脾肾先后二天入手。故其在《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中说:“治先天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壮火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后天根本,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术丸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汤主之。”六味、八味二方,本为赵献可善用补肾命水火之剂,而枳术丸、补中益气汤又是李东垣补脾胃之神剂。薛氏宗二家之说,先后天并重,李氏对此十分赞尝,故说“每见立斋治症,多用前方,不知者妄议其偏,惟明于求本之说,而后可以窥立斋之微耳。”因此,其治病宗薛氏之法,取方于六味、八味、枳术、补中益气诸方之间,效果显著。
李中梓治病脾肾并重,可谓在虚损病证的治疗中,求得其本,集前人诸家理论与经验之大成者。其学一传沈朗仲,二传马元仪,三传尤在泾,均为明清时期较有影响的大医家,与李氏之学的影响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