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补学派：立足于先后天，或侧重脾胃，或侧重肾命，而善用甘温之味

继河间(刘完素)、丹溪(朱丹溪)之学广为传播之后，明代时医用药每多偏执于苦寒，常损伤脾胃，克伐真阳，又形成了新的寒凉时弊。鉴于此，以薛己为先导的一些医家在继承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肾和命门病机，从阴阳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讨脏腑虚损的病机与辨证治疗，建立了以温养补虚为临床特色的辨治虚损病证的系列方法，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对生命的主宰作用，在辨证论治方面，立足于先后天，或侧重脾胃，或侧重肾命，而善用甘温之味，后世称之为“温补学派”。

代表医家有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李中梓等。

肠胃消化机能减弱、食欲不振、性机能衰退、身体怕寒等等、衰弱性反应，为了改进这些临床上的反应，所以演变出桂附地黄丸、右归丸等方剂。方内喜用肉桂、附子、干姜、鹿茸等等温热性的药物，加入滋阴药中作治疗。

一方面可以抵消滋阴药的寒凉，和抑制人体生理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强病者的新陈代谢作用，对虚弱性的疾病治疗大大增加其治疗功效。为了将这种用药方式与滋阴派(以朱丹溪为代表的)的用药方式区隔，所以称之为“温补学派”。

其中最杰出的医学名家有薛立斋、赵献可、张景岳、李中梓等多位名家，

温补学派的发起人——薛己

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明吴县人，生于公元1488年-1558年，自幼即承继祖传之医术，其父亦为名医。

薛己初为疡医(中医外科医师)，后却以内科驰名，正德年间选为御医，擢太医院判，嘉靖年间迁太医院使，由于在禁宫多年，得以阅览群书，网罗各家概要而精通各科医技，中年告归之后，即肆力于著作及删著名家著作，其治学的中心思想是以脾胃命门肾为主，为温补学派的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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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之学术思想：

薛氏之学术思想可以区分为两个系统

一个是继承李东垣补土学派的补土培元体系：

「盖脾胃为气血之本，阳气虚弱，弱而不能生阴血者，宜用六君子汤。 阳气虚寒而不能生阴血者，犹需用六君子汤加炮姜;若胃土燥热而不能生阴血者，则宜四物汤。 脾胃虚寒而不能生阴血者，当用八味丸。」(薛注明医杂着 医论按)

又根据东垣饮食自伤，医复妄下，清气下陷，浊气不降，随之而生也。就是由于胃脘之阳不能升举，陷入中焦之故，应当用补中益气升其清阳，使其浊气得降而不治自安。 这种脾胃升降失常的观念，薛立斋把它应用到饱食致血崩的血症中治疗，认为这种症候亦往往是因为伤了脾气，下陷于肾与相火相合温热下迫所引致，治疗就当用甘温之剂，调理脾气使气血归经而自止，而反对乱用凉血止血之药物。

恐损伤胃气而血失所摄，则欲止血崩就很困难了，这种调理脾胃止血的思想，在薛注的妇人良方大全中，亦有见之「故东垣先生云：『凡下血症须用四君子以收功，厥有旨哉。若大吐血，毋以脉论，当急用独参汤求之，若潮热咳嗽，脉数乃元气虚弱，假热之脉犹当用人参温补，此等症候无不由脾胃先损，故脉洪大察其有胃气能受补则可救，茍用寒凉止血之药复伤脾胃，反不能摄血归源，是速其危也。』」(薛注 妇人良方大全 暴崩下血不止方论)

按薛氏这种观点后来对清代名医唐宗海影响甚深

另一个系统是继承滋阴学派而来的肾与命门学说，但其思想之启源却来自王冰重注内经的按语： 「大寒如甚热之不热，是无火也!热来复去，画见夜伏，夜发画止，时节时动，是无火也!当助其心。

又如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 热而动止，倏忽往来，时动时止，是无水也，当助其肾。」 (王冰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注) 「益水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故曰求其属也。 夫粗工偏浅，学未精深，以热攻寒，以寒疗热，治热未已而冷疾已生，攻寒日深而热病更起，热起而中寒尚在，生而外热不除，欲攻寒则惧热不前，欲疗热则思寒又止进退，交战危极已臻。 岂知脏腑之源，有寒热温凉之主哉，取心者不必济以热，取肾者不必济以寒，但 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观斯之，故或治热以热，治寒以寒万举万全。」(王冰补注 黄帝内经素问 至真要大论注) 滋阴学派治寒热的体系，在戴元礼的手中虽然已有雏形，但薛氏则更进一步将滋阴之法，和王太仆(王冰)的意见结合，引用在临床治疗上发展出下列的运用方法： 「察其无火，便当用八味丸，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法。

如察其无水，便当用六味丸，是为壮水之主以镇阳光。 左尺脉虚弱而细者，是肾水之真阴不足，宜用六味丸。 右尺脉沈迟、或沈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真火之常亏，宜用八味丸。 至于两尺微弱，是阴水阳火俱虚，当用十补丸。」(薛注 明医杂着卷六) 薛氏这种临床的治疗主张，是张丹溪发展尚未成熟的滋阴学说，连接到肾和命门的关系上发展。 一方面保留滋阴补肾的原则，而另一方面则加入了温补命门的方法，使到滋阴派的学术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和表现，因而促使温补学派的技术，能够独当一面地成一家者言，其实薛己之贡献非常大。

命门学说的创立人——赵献可

赵献可字养癸，明代鄞县人。精于医学，其术宗于薛己，治病以补火为主，其他的生平则不详。

因为薛己治症虽然多用滋阴之术，却不泥于丹溪寒凝之剂，而以温化命门为主。这种医术在临床上，取得相当优异的功效，所以赵献可继承了薛氏这种学术后，对命门的研究就特别有兴趣，最后更创立了命门学说，而成为温补学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说。

滋阴和温补之间的学术演变

其实丹溪在创立滋阴学说的时候，已经指出了相火为人身的动力来源，但当时丹溪却只有注意到相火妄动，会煎熬人体内的真阴;而未曾往相火为人体生命动力的方面作研究，再加上丹溪所说的相火，只是泛指人身活动机能而言，乃一无形而又无根之物，经过戴思恭之修饰后，此种无位的相火才变成了有根的命门相火。但在临床上的运用，却尚未有清楚交待，一直到薛氏采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交替运用之后，才显示出命门学说和滋阴学说的结合已经成熟。 何以由六味丸和八味丸的运用上，可以表示出滋阴学说的成熟呢? 由于滋阴之义，是在于滋润及补充人体内的细胞液，但滋阴之术在运用时，会碰,到二个极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在疏泄观念尚未诞生前，如果只是采用增加液体的药物作为配方，就犹如灌水于泥泞之中水，虽然不断加入水份，但只能令泥泞中更加胶着和泛滥，不能吸收而无法达到滋阴的真正目的，有了疏泄的观念后，则有如以水灌入沙中，水份虽多而不妨碍吸收和分散，这样水份才能扩散到身体中任何一个部位，才真正的达到了滋阴的目的。 另一方面就是温度的影响，由于天寒则水凝，若果人体的温度(应该指人体的代谢能力)过低，对寒凝之滋阴药的吸收，是有相当的阻碍。所以对身体虚寒者，是需要加入适当的温热性药物，才能够达到滋阴的目的。 而薛氏的常用方剂中，六味丸的的疏泄，和八味丸的温补，正表示出当时的临床运用，已经解决了上述的两个难题，所以说温补学派的发展，是比滋阴学派为成熟。

赵献可之命门学说

命门的功用，最早记载于难经第三十难中，其文如下：「然，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谓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一也。」

由这段文字上的记载，可见汉代以前，对命门之了解甚，除了左肾右命门的观念需修正外，在功能方面记载，已经非常清晰。 但赵献可更进一步的，把命门的重要性阐发，认为人之所以有生，生命之所以能持续，实属于火，火为阳之体，造化以阳为生之根，故人身亦以火为生命之门--命门之最佳解释。

命门所以称为性命之本，赵氏即认因其中有火之存，在并且认为火强则生机可由之而壮，火衰则生机可由之而弱，火灭则生机竟由此而止。 同时他认为命门君主之火，是涵于肾水之中，两者之间是相依而永不相离，如果病了的话，火之有余实缘于真水之不足，在治疗上丝毫不可泻火，只能补水以配火，即王冰：壮水之主以镇阳光之意;火之不足因见水之有余，亦不必泻水，就宜于水中补火，即王冰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意。 因为六味丸和八味丸的功效优异，更充份地证明命门和肾水之间的温补，是非常重要，所以赵氏更认为命门之火，为人身之宝，并非六淫之邪火可，比因此在治疗之时就更加强调，命门有：可补而不可泻的特点。 由于赵氏如此重视命门，因此阐发命门之学说时，不免借用内经原文以求自重，所以又作了以下的阐述： 他认为素问灵兰秘典论中，虽然曾说：『心者君主之官，但下文又明言：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心既然已包括在十二官之内，则主不明之主必定不是心主，而是另有所指，如系心主则内经条文应当云十一官而不是十二官，既然作为十二官之主的既不是心，那应该是指人体的什么器官呢?赵氏认为所指的应该是命门，但内经不称之为命门而称之为小心，那是素问刺禁论所说的：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亦因为内经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赵氏更进一步的指出，难经左肾右命门之说，于理不合而认为：

「两肾俱属水，但一边属阴一边属阳，越人谓左为肾右为命门，非也?命门即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当一身之中，是为真君真主。」(医贯 内经十二官论) 赵氏之假说，是根据内经七节之傍中有小心而来，但是这种假说并未被当时的医学家所接受，其中明代孙一奎对此说就极之反对。孙氏根据难经所载，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一语，悟出中医学说，人体中本来就有左血右气之说，所以孙氏认为难经言右肾，则表示元气即在其中，另外孙氏又认为素问七节之傍中有小心的注解中，扬上善云：脊有三七二十一椎(3×7=21)，肾在下七节之旁。肾神曰志，但孙氏则认为七节应该从上而下数，不能从下逆数，如果由上数下，则志心即心包络，而非命门!何况针灸的经穴，命门乃在十四椎上，从下逆数亦当在第八节而非第七节，由于这样的辩论之下，命门的位置就一直被争执不休，而无法定位，更加使到命门这个器官，让后世增加了不少的神秘感。

命门与现代生理学的关系

(1)命门的位置

命门之位置，在当时虽然争吵不休，但认可的部位只不过是在右肾或两肾之间的脊椎之处，从现代生理学的解剖之中，了解这个位置附近的组织，具有类似命门功用的器官，除了肾上腺这个特殊的内分泌组织之外，并无其他的组织有类似的功能，但其实际上的位置，却是在于两肾之上缘，而非右肾或两肾之间!

(2)肾藏水火之矛盾现象

命门包含着水火两种相反的特性，当火强则水弱，水强则火弱，互相牵制而又互相交融，不能失一，这种相反而又相成的特性，在肾上腺分泌出来的肾上腺素，和副肾上腺素，就真的存在这一种功能。

当两者被分泌出来之后，在某些器官上，它们有时是两者协调性的作用，有时候 在另一个器官上，所产生的功能却是相反的、相互抑制作用。这种矛盾的特性，有如水火之两极，所以是很相似的作用功能。

(3)命门为生命之主宰

命门的作用，可说是人身之主宰，性命之根本，此因其中有火的存在，火强则生机由之而壮，火衰则生机可由之而弱，火灭则生机竟由之而止。(见前文)肾上腺在生理功能方面，髓质所分泌的醣固醇，可以刺激肝脏醣质的新生作用，使其作用之速率增加六至十倍，因而使肝细胞所贮藏的肝醣增加，流到血液中，提供生理之急性需要。

另一方面却可以降低细胞，对蛋白质的合成，增加既存蛋白质的异化作用，另外也可以促进脂肪组织中，脂肪酸的动员。即可以增加血浆中游离的脂肪酸的浓度，增加他们被利用的机会。

上述这种生理作用，都在于供应全身最大的可用能量，因此生命的动力来源，可以说是来自肾上腺的正常分泌功能上，而这种策动体内能源的现象，和中医所说的命门为人身主宰，及命门有火的意义相接近，又因为醣固醇对人体有消炎作用，及抗过敏作用，在动物试验中，若果动物的肾上腺被移去后，则他的身体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醣类的利用，皆发生错乱，不但如此这一只动物，还不能够忍受各种皮肉及精神上的压力，只要有一点点微恙，例如呼吸道的感染，即可以使它死亡。另一方面肾上腺分泌的留盐激素，对人体之影响甚大，若果留盐激素的缺乏，会导致钠离子的流失，无论吃多少盐都无法弥补体内的流失，最后终会死亡，这一种情形就与火衰则生机之由之而弱，火灭则生机竟由之而止，的情形相似。

(4)命门盛衰与人体性能力的关系

在难经的记载中，命门的功能有：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记载。

表示出命门的功能，会影响到人类的性能力，但现代生理学上的观点来看，肾上腺皮质素中，虽然有雄性贺尔蒙的分泌，却只会影响到人体的男性第二性征，而对性器官及性欲方面的影响不大，不过当醣固醇及留盐激素的分泌不正常时，却会严重的影响到人体的新陈代谢失常，致体力容易衰退，并因为体力和能量都无法供应以作性交中之能量消耗，所以房事之后会特别疲倦，进一步的会影响到病者失去性欲功能，或正常的性能力。若从这种情形去看，则命门和肾上腺的功能就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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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的种种关系，命门与肾上腺的功能，都有很相似的地方，其相等的关系可以说是呼之欲出，再加上近年来临床上的发现，一些慢性疾病如哮喘病患者，其肾上腺的分泌功能，大都出现衰退性反应，若给予所谓补命门火衰的中药服食后，其痊愈或减轻的统计，竟达至显着的关系。

鉴于古人于生理解剖方面的智识较差，而在内视法的观察能力上却极强，所以在两千年前，就可以透过身体的感受，去发现人体两肾之间，有一个生命之门的器官存在，但位置则无法测定，原因是从解剖的人体上，是无法直接用肉眼去发现肾上腺的位置和真实的功能。所以才做成这一种猜测的方式，只能够猜测它的虚拟位置，和实际功能。所以临床治疗是有用的学说，但是在实际的位置上，则找不出答案。

温补学派一代宗师——张介宾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明代山阴人，生于公元1561-1639年。张氏治方好用熟地，故人称之为张熟地。 他的父亲张寿峰，是定西侯的幕僚，素通医理。介宾十三岁时即跟父亲于京师之中，并得拜名医金梦石做老师。金氏医术以扶元气为主，介宾从学时已尽得其传，但介宾却受其父职业的影响，壮年好谈兵击剑，对功名颇为向往，所以从戎幕府出榆关、履碣石、经凤城、渡鸭绿漫游各地，数年而归，却一事无成，却目睹家中亲老，为供养他四处流浪挥霍，已经变得一贫如洗，自始对功名壮志消磨殆尽，所以毅然而归，将一身精力转移在医途中发展，才能发挥出他个人的天份和才华，致声名日彰，时人更认为他的医术，可以比之河间东垣。

张景岳的学术思想，早年颇受丹溪影响，后来年龄较大，临床见识渐多之后，对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思想，就更大加反对。 他一方面提出：盖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故物之生也，生于阳，物之成也，成于阴。(见类经图翼 真阴论) 并认为阴阳二气以载气也，不偏则气和而生物;偏则气乖而杀物。(见大宝论) 另一方面，景岳在大宝论中反辩丹溪之说的时候，却塑造了他本人温补学说的中心思想：『夫形气者，阳化气，阴成形。是形本相属，而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五官五脏之神明不测者阳气也、及其既死则身冷如冰，灵觉尽灭，形固存而气则去，此以阳脱在前，阴留在后，是形气阴阳之辩也，非阴多于阳乎? 二曰寒热者，热为阳，寒为阴。春夏之暖为阳，秋冬之冷为阴。当长夏之暑，万国如炉，其时也凡草木昆虫咸苦煎熬，然愈热则愈繁，不热则不盛，及乎一夕之风霜，即僵枯遍野，是热能生物，而过热者惟病;寒无生意，而过寒则伐尽。然热无伤而寒可畏，此寒热阴阳之辩也!』(类经图翼 大宝论) 张氏在大宝论的论述中，将一些自然现象提出，反斥了丹溪的阴常不足的思想，在文中却一直强调，阳气对人体生命的重要性，并指出热能生物寒无生意，热无伤而寒可畏的观点，这些意见也就形成了温补学派的中心思想。 因此后人有认为张氏，才是温补学派的创始人，但因为张氏临床所运用的治疗方法，却导源于薛己之术而来，例如：他在大宝论中就曾这样说：「所谓真阴之病凡阴气本无有余，阴病皆惟不足，即如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以命门之火衰也，阳胜于标者，原非阳盛，以命门之水亏也。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迭出，火衰其本则阳虚之症迭生。

故治病必当求本，盖五脏之本，本在命门，神气之本，本在元精。此即真阴之谓也，王太仆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原以消阴翳。正此谓也，许学士曰：补脾胃不如补肾，亦此谓也。近惟我明薛立斋独得其妙，而常用仲景八味丸，即益火之剂也，每以济人多收其效。」(类经图翼 大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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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归丸与右归丸的创立原因

张氏上述之观念，其实皆由薛立斋的思想而来，但六味丸和八味丸的功效，却引发他创造出温补学派最有名的方剂--右归丸 因为张氏认为八味丸和六味丸中，均有茯苓泽泻等渗利之味，所以想到了滋阴不宜利水的问题，因此发表了他的意见： 「第真阴既虚则不宜再泄，二方俱用茯苓泽泻渗利太过，即仲景金匮亦为利水而设，虽曰大补之中加此何害!然未减去补力而奏功为难矣，使或阴气虽弱未至太伤、或藏气未滞而兼痰湿水邪，则正宜用此。若精气大损、年力俱衰、真阴内乏、虚假火等，即从纯补犹嫌不足，若加渗利如实漏?。故当察微甚缓急，而用随其人，斯为尽善方悟补阴之理，因推广其义，用六味丸之意而不用六味丸之方，活人应手之效，真有不能尽述者。」(类经图翼 大宝论) 张氏上述的见解非常合理，但在临床处方上，却没有考虑到行阴的问题。 例如左归丸中除牛膝外，其他熟地龟板等等一派纯阴之物，虽然药物确有滋补之功，但病者的吸收似乎未及六味丸的功效，其中乃因无疏泄之机，细胞内液代谢者少，则新陈代谢的吸收亦不多，药物不能被吸收，则功效自然大打折扣，由于疏泄的作用不良，左归丸的功效自然不及六味丸之快。 但是右归丸的功效，却真的是比八味丸好，此因肉桂附子的加入之后，会加速细胞内液的代谢和消耗，所以药力容易被吸收入人体内，再加上右归丸中的温补性药物，较八味丸为多，所以自然功效胜于八味丸。 由于在本草的记录之中，附子是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无所不至，而右归丸的成功之处，就是因为附子能够带动药物，而行走于体内，而不必依赖茯苓泽泻的疏泄来帮助，就能穿透各种阻力，但左归丸则缺少了这一种药物的配伍，所以左归丸的功效，就未能达到景岳的期望和要求。

虽然张景岳不仅在滋阴学说的理论中，有突破性的思想，而且创造了右归丸等方剂。其他的温补派名家，如薛立斋、赵献可等人，只不过在六味丸和八味丸的运用上有所增入，其贡献上是远不如张景岳之成就。所以后世医家，有以张景岳为温补学派的创始人，但因为张氏的医术，有承袭薛己的学术情形存在，若尊称之为创始人，则于理不合，不过一代宗师之名，张氏却可以当之而无愧。

一代儒医学士——李中梓

李中梓，字士材，号念莪，明代华亭人。(江苏省松江县)生于公元1588年-1655年。

天性聪明，十二岁就考得童子试的第一名，但因为自幼体弱多病，所以无心于利禄功名，而致力于专研医学。他没有拜过任何老师，只靠自己孜孜不倦地自学，过不多时对金元四大家的学说，有了深刻的体会，并且提出了许多修正的见解，将他所学的和自己的心得，在临床上试验，居然得到了良好的疗效。因此而声名日彰，成为当时上海四大名医中，最负盛名的人物。(参考 上官良甫编 中国医药发展史)

李氏对四大名家的评论

李氏治学主张淹通各家之长，不偏不倚，并认为医学家着书立说，所以能各持不同的理论而自成一家者言，并非见解有偏而立论有异，只不过是各有阐发，补充前人之未备。他这种见解和胸襟，正好能够说明四大名家立派之意，及纠正后世医者的学习方向和态度，为不可多得的论说之文，今引录如下：

「如仲景张机、守真完素、东垣李杲、丹溪朱震享，其所立言医林最重，名曰四大名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总之阐发内经之要旨，发前人之未备，不相摭舍适相发明也。仲景着伤寒方论，盖以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皆能伤人，惟寒邪为杀厉之气，其伤人更甚耳，且六经传变之难明，阴阳疑似之易感，用剂少有乖违，杀人速于用刃，故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补内经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

然所论疗皆冬月之正伤寒，若夫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热病俱未之及也，后人不解其意，乃以冬月伤寒之方，通治春夏温热之症，有不夭枉者几希矣? 故守真氏出，始穷春温夏热之变，而谓六经传变，自浅至深皆是热症，非有阴寒盖就温热立言，即内经所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五运六气之旬，补仲景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 伤寒虽繁剧之症，仲景论于前，守真补遗于后，无漏义矣!独内伤与外感相类，而治法悬殊，东垣起而详为之辨。如外感则人迎脉大，内伤则气口脉大。外感恶寒虽近烈火不除;内伤恶寒得就温暖即解。外感鼻气不利，内伤口不知味，外感邪气有余，故发言壮厉;内伤元气不足，故出言懒怯。外感头痛常痛不休，内伤头痛时作时止，外感手背热、内伤手心热。于内伤之中又分饮食伤为有余，治之以枳术丸;劳倦伤为不足，治之以补中益气汤。此即内经饮食劳倦之义，又补张刘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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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丹溪出，发明阴虚发热，亦名内伤，而治法又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真水少衰，壮火食气，以黄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此法亦阐内经之要旨，补东垣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 内伤虽深危之症，东垣倡论于前;丹溪补遗于后，无余蕴矣! 嗟乎四先生在当时，诸病苦莫不应手取效，捷如桴鼓，读其遗言考取方法，若有不一者一中，所谓但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舍，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者。

不善学者，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譬之侏儒观场，为识者笑。 至有谓丹溪殿四家之末后，集诸氏之大成，独师其说以为极至，又复考张刘李氏之法不知丹溪，但补东垣之未备非全书也。此非丹溪之过，不善学者误丹溪也!盖尝统而论之，仲景治冬令之严寒，故用药多用辛温;守真治春夏之温热，故用药多用苦寒;东垣以扶脾补气为主，主上升虚者多下陷，故补气药中加升麻柴胡，升而举之，以象春夏之升;丹溪以补气养血为急，主下降虚者多上逆，故补血药中加黄柏知母敛而降之，以象秋冬之降。 使仲景而当春夏，谅不胶于辛热;守真而值隆冬，决不滞于苦寒;东垣而疗火逆，断不执于升提;丹溪而治脾虚，当不泥于凉润，故知天时者，许造张刘之室，达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庶几不以辞害志，而免尽信书之失乎!」(医宗必读 四大家论) 从上文中可以知道，李中梓对四大家的了解，是非常客观和中肯，但因为当时之四大家中，是张仲景列入其中，而无张子和其人归入，所以无法了解张子和在当时的医学地位，但李氏在文中所指出，学医者对四大家之学，不应过偏亦不可以轻此而薄被，此种学习态度确是非常重要。

李氏以肾为先天之本的学说 李氏认为人身之有本，如同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一样。

故一个良医亦应该了解人体之根本，治病时才可以正本清源，诸症自然能迎刃而解。人之根本有二：一为先天之本;一为后天之本。 先天之本在于肾，后天之本在于脾，因为人之婴儿形体未成，未有此身而先有两肾，故肾为先天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肾。(医宗必读 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盖婴儿既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死。经曰：安榖则昌;绝榖则亡。犹如兵家之饷道也，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榖气，榖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医宗必读 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在治疗方面，李氏则主张：『治先又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壮水之源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主以消阴翳，治后天根本。

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术丸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汤主之。』(医宗必读 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李氏这种治疗观点，及先天后天根本之说，其实乃东垣补土学说，及明代张献可的命门学说之结合，而发挥而成。但在观念上，李氏却对温补有特殊的偏好，所以他在水火阴阳论中，提出了下面的意见： 「人身之水火，即阴阳也、即气血也、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然物不伏于阴而生于阳，譬如春夏生而秋冬杀也。 又如向日之草木易荣;潜阴之花卉善萎也。故气血俱要要，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阳在滋阴之上。是非昂火而抑水，不如是不得其平矣。(中略)又以雨阳均以生物，晴阳之日多;阴晦之时常少也。俗医未克见此，而汲汲于滋阴，战战于温补，亦知秋冬之气，非所以生万物者乎!」(水火阴阳论) 由于李氏这种主张，亦偏于以补阳为主，所以后世亦将之归入为温补学派之中，其实整个温补学派的诞生，虽然名家甚多，其学术思想主要都建立在命门和肾上，而用药的过程中则以补命门相火为主，而滋阴为辅。因为补火之时，必定要同时壮水，所以八味丸及右归丸的运用，就是采用肉桂附子等温热性药物，再加入熟地山萸等等滋肾养阴的药物，而构成温补学派的特色。由于代医学的发展史中，不断地涌出许多温补的名家，所以更加构成温补学派在明代的影响力，致后世尊称这种治疗，为温补学派。而实质上他们之间，多无师承门派的关系。

补脾与补肾的鉴别

运用补脾的治疗观点，是宗于东垣之学说，以脾土为万物生发之母，人体一切的营养来源，均有赖于脾胃功能的健运，所以当脾胃功能衰退之时，元气随之转弱。但脾病久久不愈，则肾阳转虚，命门相火弱等病，亦随之而生而呈现出脾肾两虚的症状，治之则东垣认为补肾不如补脾。

但在温补学派的观点上，却有不同的主张，认为人体生命之门在肾及命门之中，主宰着人体一切新陈代谢的动力来源，当命门火衰则脾肺心的阳气亦会不足，最后亦会出现脾肾两虚的相同症状。在治疗上则强调补脾不如补肾，这两种不同的方向治疗方式，就是李中梓所强调的，人有两本：一以肾为先天之本;一以脾为后天之本的最终目的。 但在临床治疗时，一个脾肾两虚的患者，医师如何辨别病者需要采用补脾的方剂，抑或应该采用补肾的方剂作治疗呢? 在一般的临床症状上，偏于脾虚寒者会有比较明显的肠胃机能衰退之现象，例如神疲气弱，泄泻，清谷，腹痛，喜热喜按，舌苔淡白等症状，另外因元气虚弱，亦会导致怕冷而易患感冒之症。 偏于肾阳虚者，其症状多见四肢厥冷，极为怕寒，腰酸背痛，足膝无力，耳鸣心跳，小便清长，夜尿频频，男有阳痿，女有不孕等等现象，但因为其中的症状，会交替出现。所以在脾胃两虚的病者身上，要鉴辨出患者应采用何种方法时，会经常有一点困难，笔者感觉临床上利用一般症状，及脉象的诊断，其准确性似乎不及舌诊来得准确和简便，故提出作为讨论： 在基本的理论假设上，脾胃属土而喜燥恶湿，肾属水却喜润而恶燥，补土的目的是增加人体的元气，所以在补气的基础方剂，四君子汤中是以茯苓白术燥湿，而以人参炙草大补元气。这种排除身体过多的水份，来提高身体功能的亢奋方法，就是行气燥湿的，最基本的补土原则。 但是在补肾方面，如八味丸是以肉桂附子之温热，加入滋肾阴的熟地而构成。所以要求的是在温补中，要求滋润。一方面亢奋着人体的机能，另一方面却补充人体的组织内液，以调和身体机能，这就是温补学派所谓的水火既济的意义，虽然这两种方法，均以兴奋人体机能为主，但是在实际上却藏有绝然不同的差异--燥湿与滋润的存在。 由于补土和补肾两种差异性的存在，所以在诊断上，只要能够辨别病者内液的盈亏，就可以决定采用何法以作治疗。 一般鉴定病人体内组织内液的方法，可直接由脉象的滑濇现象来判别，如脉滑或洪均表示内液充满，如脉现细濇均表示内液不足，但这种方法有时亦不甚准确，反而在舌诊上，却最能显示出其中的差异，因为脾虚病者舌色淡白，而有苔舌，形有胖大而湿之象;肾虚病者，虽然舌苔颜色相似，色现淡白，但多无苔的显示，而且舌形较瘦而略干之象。由舌形的胖瘦干湿程度，就可以了解病者体内组织内液的多寡，由其颜色的深浅，就可以了解病者的机能旺衰，这种鉴定比之脉诊来得更简单而准确，而且由舌苔上的变化，更加可以了解到补土是否要加入升阳或解表的药物于其中，对治疗上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考之薛立斋治症，多以朝用补中益气汤;夕用八味丸的治疗情况。其实正表示薛氏尚未能掌握到其中的差异胜而矣，否则不需要如此复杂的，同在一日之中，采用两种不同的温补之剂。

近代温补名家

谭述渠

温补学派的医术，在近代的发展史上，自明清以来不断的出现过不少名家。但当今最为著名的，却要首推香港的名医：谭述渠。

谭氏为广东新会人，数世业医，家学渊源，除悬壶济世外，以保卫中医，发扬中医药为职志，民国四十六年间，与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判，争辩中医废存的问题，而曾经轰动于一时。其起因是因为立法院会议，通过了国立中国医药学院，及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的成立，但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在社论中却予以严厉的攻击。当时国内外之名中医，为了维护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曾纷纷起予反击，而谭氏即为其中之表表者。(见中央图书馆编 民国四十六年中医药年鉴)

虽然此一法案最后还是被冻结，后来只成立了国立中医药研究所，由政府资助的国立中国医学院，至今尚未成立，但他维护中国传统医学的热心，已经被记录下来，而留存于青史之中。

谭氏之医术，宗于仲景伤寒金匮之学，在用药方面，对单味药，如：黄蓍、附子桂枝、白术等，用量常数以两计，其中所用附子竟亦用数两之多。

谭氏又善用伤寒论的真武汤，加减治疗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虽然其所用的附子，是经过特殊的泡制，以减轻其药力和毒性，但其用量之大，却非一般医师所敢于尝试者。

故某一次，在日本所开的东洋医学会议之中，谭氏提出了真武汤重加泡附子，可以用来治疗高血压的论文。曾经震惊整个日本的汉医学界，在民国五十年间，谭氏夫妇旅游于星马等地，治病无数，用药亦以真武汤、吴茱萸汤、金匮肾气丸等温热性方剂为用，临床功效非常卓著。因此使谭氏悟出地理医学上的一些特殊问题，今引录如下：

『星马地属热带，人喜冷饮，风气所及惟此。是尚以致表热里寒，外强中虚，比比皆然，而面庞跗肿，腰酸肢倦，腹胀胃逆，目眩头昏者，到处可见。多年存疑体验尽释，病有真类，治分南北，先哲明言，实非我欺，至若髫龄稚子，常患衰弱之病，丫角少女，时抱弱妇之忧。此固生平之鲜见，抑前贤所罕言者也?』(谭氏南游医案实录自序)

星马南洋等地，在地理气候因素来说，理应火热之病为多。但谭氏的观察，却发现当地的居民，都有长期冷饮的习惯，这种人为的生活因素习惯，常导致病者的内脏常有虚寒之象，虽然他们身居气候炎热之地，却是发病多为虚寒之症，因此谭氏采用温热之剂，都每能取效。此为运气医学上，所意想不到的事实。

李政育

除了谭氏外，目前喜用附子等温补药物而著名的，还有台北的李政育。

李氏原籍台湾省嘉义县人士，出生于民国四十年八月。早年对医学的兴趣不高，但自从入政治大学，念新闻学系之后，始对中医发生浓厚兴趣。

因此到其叔叔之处，学习骨科之学，大学毕业后，考取了中医师执照，而自行开业。李氏从医先习骨科为主，后来却由内经素问：「肾主骨」的思想体系之中，领悟到一切骨科折伤之症，应以补肾之剂为主。

所以用药亦喜用温补，而思想则宗于张景岳温补之说，常用的方剂以右归丸、桂附地黄汤、四逆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方剂为主。后期转入内科之后，对运气医学有特别的研究和爱好。李氏治病的主张，认为现代人的生活，喜欢晚睡或因为学生的勤奋、或因为夜生活的太浪漫，等等习惯。常引致肝肾阳虚，致临床上出现各种肌肉或关节的疼痛，在治疗上则强调用八味丸或右归丸等等温补之剂，临床功效相当卓著，在年轻一代的医师中，能够自成一格的确实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