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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所谓的“奸臣”,则是指对君主,逢迎献媚,迎合溜须,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自私自利,从不大公无私的提醒警示,不忠于君主;欺下瞒上,对下百姓为己利益打击报复、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甚至弑君杀臣,弄权误国营私、残害忠良之臣。
中国历史数千载,宋朝的奸臣却最多,且都很出名。除了以大奸臣蔡京为首的“北宋六贼”以外,还有李邦彦、张邦昌、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留梦炎等多人。都知道,奸臣之所以可恨,不仅在于他们陷害忠良,残害百姓,还侵占国家财产,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
而且,这些奸臣们,结党营私,霍乱朝纲,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面对外敌,他们不主张反抗,却委曲求全,妥协退让,奸臣内部相互勾结,让国家的贫富差距急剧加大。此外,官场上的奢靡之风盛行,没有报国之心,只想着升官发财。
其实,宋朝在历朝历代中,经济是最繁荣的时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对这种繁荣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绘和再现。
然而,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给百姓带来实惠,还没有使百姓变得富足,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泽万民。此外,这种表面的繁荣背后,却带来了土地的不断兼并,大量农民破产,贫富差距加大。当时,宰相成为了大地主利益的代表,不仅组成了瓜分民脂民膏的一大集团,还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使得官僚成为全社会最富有的阶层。这其中,宰相则成为了整个利益集团的最终受益者。
可见,在社会经济畸形发展的宋代,贫富差距突出,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而朝廷则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甚至,没有一个好的办法,也没有制定相应有效的措施,以控制这种贫富差距的拉大,来抑制豪强的扩张。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宋朝开始,农民起义在各地时有爆发,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
而且,在这些斗争中,宰相又被称为“维稳活动的总指挥”,始作俑者成为了冲突的解决者,看似非常讽刺,但的确就是这样。
此外,面对这种此起彼伏的动荡,宰相们既想着一手遮天,又想着表面和气。所以,他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必须用到那些勾心斗角的计量,比如:尔虞我诈、欺上瞒下、结党营私、打击报复、栽赃构陷等一切阴谋手段。由此,通过这样的千锤百炼,让一代代大奸臣百炼成钢,横空出世。
并且,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都采取的是韬光养晦的办法。一直以来,外敌虎视眈眈,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宋朝的统治者们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对抗政策,而是事事躲闪,始终抱着妥协退让的原则不放。别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就算是被人逼到墙角,都是接连告饶,连一点奋起抗争的豪气都没有。
因为,他们面对强敌的唯一办法,就是“议和”,主张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各种争端,哪怕是别国的侵略,也是以和为贵。而且,大宋的所谓“议和”就是实行免费赠送,只要外敌不来侵犯,喜欢什么就给什么,要什么就给什么,不断给外敌送钱送物,以求一时苟安。
因此,从北宋末期到南宋与金、元的“议和”,除了输送钱物之外,还不断送去土地,最后,将大好河山全部送完了。
此外,在宋朝,宰相主持内政外交,因此,他们在“议和”的舞台上,有着非常广阔的表演舞台,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也由此,给他们成为卖国求荣的大奸臣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促使他们堕落。
历史上,秦桧、史弥远等多个宰相都亲自担任过议和使臣,主持过相关的议和事宜,赔过钱,给过地,送过好多好东西,来换取表面而短暂的“和平”。而且,宋朝的统治者们,还利用严密的科举制度,以及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导向,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束缚,直接钳制住人们的行动。
所以,也催生出了宋朝的儒学思想。在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求学、做官,不是为了改变国运,治理天下,改善民生,而是为求官发财。像秦桧、留梦炎等众多宰相,都是进士出身甚至状元及第,但最终,却沦落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奸臣、卖国贼,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此外,在宋朝,另外一种繁荣则体现在诗坛上。
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时,国家的命运多舛,使很多诗人只能通过诗作来抒发自己内心的忧国忧民之情。在这些诗人身上,依旧保留着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创作出了许多光照千秋的篇章。但从朝廷自上到下的整体思想引导下,多数的知识分子已经变得“不务正业”了。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先进的思想,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当这些本应该有着先进救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们,不再关心国家民族,而把当官作为满足自己醉生梦死,实现享乐生活途径的时候,这个国家必然要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