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科举制度无疑是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了门第限制,给底层士子以上升的渠道,可是有一个问题: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制度被源源不断地选拔上来,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全让他们当官,那官位在哪里?如果不让他们当官,那么他们的就业领域何在?
唐太宗想出的办法是创办国学,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这样一方面可解决士子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还可德化四方,对外国进行文化输出。这一措施收效不错,“国际反响”也很好。
只可惜后人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到了唐高宗时,文化教育事业就不受重视了。武则天称帝之后,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不惜弄权,用官位来笼络读书人,学术尊严和学术气氛由此变坏,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
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但科举考试仍在进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他们的就业渠道只剩下了一条:进入官场。官场接纳就业的能力本来就不强,现在变得更弱。恰在此时,武则天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于是她另设机构,安插亲信。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不取消,这样便开了机构重叠的口子。机构重叠势必冗员增多,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而且极容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之中日渐消磨,而腐败奢靡之气却日盛一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焉能不坏?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趋腐败的情况下,唐朝官员的薪水却芝麻开花节节高,直到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