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一次朝堂斗殴事件 极度的血腥和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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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政治要对老百姓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如果把一切都跟老百姓讲清楚，会很麻烦——一方面是真的不容易讲清楚，另一方面讲清楚了可能会导致与皇帝或者官员立场、视角不同的老百姓对当时的战略产生激烈的反应。老子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实不仅仅老百姓，皇帝和官员之间往往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古代皇帝往往“喜怒不形于颜色”，为的就是不能让大臣对自己的喜好太过于了解。一般情况下，大臣在皇帝面前往往也表现得“诚惶诚恐”，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皇帝可以决定他们得生死，所以真的很惶恐。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特例，比如明朝，明朝的君臣关系很特殊。

除了朱元璋、朱棣之外，基本上明朝的皇帝都属于那种很节制自己的权力的，大臣把唾沫喷他脸上，估计许多明朝皇帝都不会把大臣怎么样，这是非常典型的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比如皇帝想换个太子，大臣不允许，然后来来回回讨论了许多年，把皇帝都弄出心理阴影了，最后还是按照大臣们的意思来做了——这就是著名的神宗皇帝争国本事件。

但是1449年的 一场血案，则完全脱离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范畴，甚至可以说是大臣们对皇帝的“恫吓”。因为在这次事件当中，文武百官趁着皇帝不在，当着当时的监国(后来的皇帝)直接打死了3位皇帝的亲信，鲜血流了一地，可谓是极度的血腥和凶残了，而且也严重地削弱了皇帝的威信。

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因为明英宗听信宦官王振的忽悠，亲自带兵北伐。本来在明朝皇帝御驾亲征也不算是什么不合适的事情，关键在于明英宗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一个并不是很于指挥军队的人手中——太监王振。王振带着数十万大军一字长蛇在崎岖的地势上摆开，同时还带着军队在自己的家乡到处炫耀——还没有打仗，明军都已经精疲力竭了。

最终在1949年9月1日明英宗大败被俘，同时也让明朝20万精锐部队全部消耗干净。这时候皇帝没了，瓦剌人还带着数十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北京城乱成了一团。但是当时北京城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关于如何处理王振及其党羽的问题，其他事情基本大家争议不大。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最终众望所归，成为了监国。

于是大家聚集在朝堂上开始讨论，右都御史陈镒表现最为激烈，他强烈表示必须杀死王振全族，才能平息天下人的愤怒。其他大臣也纷纷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赞同他的意见，要求皇帝必须处理王振。对于朱祁钰来说，其实他也不是很反对这个事情，但是第一次以“代皇帝”的身份来这里面对一帮群情激愤的大臣，吃惊的朱祁钰愣住了。

不巧的是，王振的党羽马顺看到群臣这样逼迫皇帝的弟弟(明朝太监虽然能力不一，但是对皇帝大多数是忠诚的)，感到他们严重违背了君臣之礼，于是站出来呵斥群臣。这下可好，本来大家虽然激动，但是也不敢拿监国朱祁钰怎么办。可是马顺那是妥妥的阉党，是王振的头号狗腿子，现在居然站出来呵斥他们，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6岁户科给事中王竑拍案而起，直接对马顺破口大骂，然后提起他那并不怎么利索的拳头，挥手就打在了马顺的脸上。马顺顿时就蒙了——这文臣居然敢打我锦衣卫?但是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他懵了——群情激愤的大臣全都朝他跑过来，然后一一挥舞拳头。虽然马顺是个不错的武官，但是也顶不住这么多人的围殴啊!不久他就在朱祁钰的面前被打成了肉泥。

朱祁钰完全被吓傻了——这帮疯子这是要干啥?他们是不是想要连我一起打死啊?但是文臣们还觉得不过瘾，又挥舞无坚不摧的拳头砸向了另外2位阉党毛贵、王长一。平日里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们再次制造了两起命案——受害者尸体已经变成了一“坨”。看着朝堂逐渐失控，最后还是于谦站出来大声呼喊，一方面制止群臣暴乱，另一方面让朱祁钰下令群臣无罪，这场凶残的宫廷动乱才被阻止。

这是明朝唯一的一次朝堂斗殴，估计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很少遇见。对于这件事，马顺等人当然是罪有应得，不过这种当面给皇帝展示血淋淋的暴力的事件，也让明朝的文官集团对皇权的蔑视进一步加深，最终甚至直接左右、操控皇帝，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所以崇祯皇帝在自杀前说：

“朕之骤失天下，皆因贪官污吏平时隳坏，文官不合心，武官不用命，以致如此。文武俱可杀，百姓不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