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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千古一帝秦始皇,史家历来不乏口诛笔伐的声讨,虽然近年来对秦始皇评价趋于理性和客观,既肯定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同时也对其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刑罚严苛提出了批评。
但是,萦绕在秦始皇身上的层层迷雾和误解却并未完全消散。今天,我就通过梳理近年最新的考古发现,来重构一个与史书记载完全不一样的秦始皇。
史书对于秦始皇形象的定性,主要集中在汉朝,如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贾谊就评价秦始皇为“怀贪鄙之心,不信功臣、不亲士民,以暴虐为天下始”。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暴虐的指责多达67处。《汉书》作者班固在谈到秦始皇时,也用了“民力罢尽,赋敛不节,法令烦惨,刑罚暴酷”等一些词汇。
虽然秦朝已经灭亡2000余年,但好在秦始皇留给我们的遗物还是能透露出不少信息,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石刻,这也是秦始皇留给后世的直接文字信息。
秦始皇在巡游过程中,屡次命丞相李斯刻石纪功,在已经考古证实的九块石刻当中,有八块都提到了“黔首”。如:东观石刻“黔首改化,远迩同度”;峄山石刻“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琅琊石刻“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黔首安宁,不用兵革”。
黔首,是秦朝对黎民百姓的称呼,显然,石刻折射出的秦始皇完全是一幅心系百姓的仁君形象。一边是心系百姓,一边却又动员全国青壮造陵修殿。
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秦始皇?我们接着往下看。
《史记》曾言“(秦)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但阿房宫考古却证实,阿房宫夯土台基上并没有任何秦朝宫殿遗迹,也就是说在秦始皇称帝的11年里,阿房宫始终只是个夯土规划,并没有动工。
至于丽山的数十万刑徒,也并未将修陵当做苦役,面对进击至戏水的起义大军,刑徒们非但没有里应外合,反而组成了一支20万的大军,甘愿跟随章邯作战平叛,直至被项羽全部坑杀。
就连首义者陈胜,也从未提到秦朝民生困顿,他造反的理由仅仅是“失期皆斩”,但据出土的云梦秦简记载,失期超过10天,处罚只是上交一副铠甲,遇到雨季,则免于处罚。
不仅如此,考古发现的秦朝律法甚至比汉律还要宽松。如云梦秦简《法律问答》中,盗窃650钱者罚城旦(筑城),而出土的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却规定:除盗窃者要罚城旦外,纵容者也要处同刑。
此外,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还记载有“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鼓励有技艺的人做工匠,不要做拉车烹饮的仆役)等条文。这种宽松和人性化的秦律,刚好印证了秦始皇处理高渐离刺杀事件时“惜其善击筑,重赦之”的柔和举动。
刑徒甘愿加入秦军作战,刺杀自己的刺客反被赦免,种种异常现象,似乎都在告诉我们,秦朝并没有史书描绘的那般暴虐严苛。
既然秦朝并非暴虐苛政,那又该如何解释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以及被秦始皇带入地下拱卫自己的兵马俑军团呢?
如果我们对比下秦陵出土的陶文和兵马俑出土的兵器铭文,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秦陵陶器工匠籍贯有来自山东地区的,这些工匠只有统一之后才有可能来到关中;而兵马俑坑兵器铭文最晚的一件为公元前228年,此时距统一六国还有7年。
史书曾有这样一段记载:“丞相斯昧死言:治丽山者已深已极,凿之不人”。李斯做丞相的时间是在秦统一之后,这意味着:兵马俑的铸造远远早于秦陵,并且统一前夕就停工了。
与秦陵深埋地下不同,考古发现,兵马俑俑坑顶部甚至还要高于秦代地面,属于半地下结构,内中坑门道多达20条可谓四通八达,也并不像是陪葬所用。
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描绘了秦陵地宫内部结构,却对兵马俑只字未提,而韩非子在警告韩王时曾言“秦国造石象人”,如果兵马俑属于陪葬品的话,其保密程度没理由高于秦陵本体,也不会让游历秦国的韩非子对陪葬物产生警惕。
坑中发现的实战兵器和制作皮甲的动物骨骼似乎告诉我们,兵马俑更像是秦国为统一战争做准备的军事演练基地,在完成统一后就废弃掩埋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秦始皇携子巡游目的。
上述种种考古证据表明,秦始皇并未如史书所言是个崇尚暴力的冷酷君主,反而更倾向于他石刻所言,治下的帝国充满了人文情怀。毕竟,崇尚暴力的君主是不会说出“忧恤黔首,不用兵革”这样的话的。
或许,秦始皇出游除了怀有历代帝王都有的“追求长生”的“通病”外,更多的还是希望天下能够安定,百姓能够富足。
此外,让继承人亲历民间疾苦,或许也是他带着少子胡亥一同出游的主要目的。据出土的《赵正书》记载,少子胡亥原本就是秦始皇所立的继承人。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也佐证,秦二世的确是奉遗诏继位。虽然最终的事实证明,胡亥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当然,这已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