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物质生活上的富足。在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就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意味着唯有实现了物质上的富足,美好生活才具有可能性。当人们还在为衣食住行而困顿时,很难说人们是幸福的,管仲的策略就是通过实现物质的富足,为齐国赢得太平。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也是将物质层面的生存需要,看成人们需要满足层次的最基础的条件。所以,尽管不能简单地将美好生活等于物质生活的富足,但是倘若没有物质上的基本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便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巨大改善,这无疑为创造和建设美好生活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2.不过,仅仅有物质上的富足,不足以实现真正的美好生活。正如斯多葛学派的哲人塞涅卡所说:“我们有必要重视一下我们生活幸福的外部条件——物质财富,但是千万不要对其付出过多的爱,因为你是财富的主人,不是财富的奴隶。”无论是古罗马的哲人,还是中国先秦的圣贤,都不会将物质上的满足视为幸福。相对于身体上的满足,相对于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些古代的先贤,更看重精神上的伟大和恬静。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物质条件,相反会成为阻碍他们获得精神上的美好生活的障碍。
3.犬儒学派是一个最极端的类型,当第欧根尼住在他的木桶里的时候,代表着他们对物质财富最极端的拒绝方式,相反,他将精神上的思索视为通向幸福的条件。当然,我们并不需要今天都像第欧根尼那样,在木桶中实现精神上的美好生活。但是我们需要理解,对那些思想家而言,美好生活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升华,他们将智慧、勇敢、节制、审慎等作为美德,在美德的观念上生活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同样,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中国士大夫们对高风亮节的生活方式的推崇,而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坚守精神追求的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