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统治时期，百姓的生活真的很富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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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西汉时期有一个“文景之治”，即汉文帝和汉景帝开创的一个更好的治理时代，后来的汉武帝也经常被人们提到，他对于当时西汉王朝的贡献可以说是无法磨灭的。这样一听，似乎生活在当时的百姓生活应该很富足才对，可是这毕竟只是一种想象，事情的真实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呢?百姓真的都能安居乐业吗?

有不少的国人对汉武帝满怀膜拜之情，长恨此生不能生活在他那个“虽远必诛”的时代，很想穿越回那个激情燃烧、汹涌澎湃的岁月，享受那无比荣耀的时光。然而他们不清楚，作为汉武帝的子民，无论贫富贵贱，其实都没有多少活路。就以生存而论，汉武帝时期的三项政策，保准让你一夜间破产!

文帝、景帝在位期间，汉朝迎来经济繁荣

汉初七十余年间，承秦末战乱之弊，为解决人口锐减、财政枯竭的大问题，实行与民生息、厉行节俭的国策，通过减免农业税、裁兵归农等措施，大力恢复社会生产。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时期，“三十税一”的制度保证了农业生产和人口生育的积极性，人口数量激增，大量荒田得以开发，社会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生产上的繁荣景象，极大地充实了财政，使得国库中出现大规模的盈余。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汉武帝在位时，出现大规模的财政困难

然而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到二十年时间便把这庞大的财政盈余，象流水般消耗殆尽，以至于出现财政枯竭、“县官大空”(《史记·平准书》)的局面。为筹集战争经费，维持帝国正常运作，外加满足享受，汉武帝能做的，只能是加强对民间的搜刮。汉武帝搜刮政策的对象不分贫富，连只求温饱的农民也不能幸免。

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主要的是“田税”和“口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虽然田税税率极低，但口赋和徭役却很沉重，以至于景帝时期重臣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谈到，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在年景好的时候也不过刚够温饱了，至于在灾荒之年，难免会有流离之苦。

即使在“文景之治”时，农民的生活也苦

在宽徭薄赋的文景时期尚且如此艰苦，那么在横征暴敛的武帝时期，农人更是没有活路。武帝对农人的搜刮，主要体现在提前征收“口钱”方面。“口钱”是口赋(即人头税)的一种(另外一种称“算赋”)，专向未成年人征收，汉初规定是7-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征收20钱。

但到了武帝时期，起征的年纪下调到3岁，每人每年增至23钱。而在14-56岁之间，每人每年则须向国家纳钱一“算”(一算是一百二十钱)，称“算赋”。

武帝时期，农民纷纷破产，无以为生

提前征收“口钱”，对普通农户来讲不啻于沉重的负担，在衣食难乎为继的困境下，各地频频出现“生子辄杀”的惨剧。汉元帝时期的御史大夫贡禹，曾在奏疏中谈到：“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见《汉书·贡禹传》)。

普通民众生活难以为继，有钱人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汉武帝强令推行的两条政策，分分钟足以让这个群体破产败家。这两条政策，一是“算缗令”，一是“告缗令”。所谓的“算缗”就是征收民间的财产税，其中的“缗”指穿钱的绳子，以一千钱为一缗。

武帝朝的军费，全系从民间搜刮而来

“算缗令”规定凡属有钱人，不管是否有无市籍(汉代商人另立户口册，叫做市籍)，都要如实向官府申报财产及车船等拥有情况，并按规定交税。其中，商人每二缗征税一算，手工业者每四缗征税一算;不是三老(乡官，掌教化)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即跑运输用的双轮木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而又有车的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条船抽税一算。

税率如此之高，民间在叫苦连迭之际，难免不会滋生隐瞒收入和抗税偷税的现象。为对付这些“顽劣分子”，朝廷规定，对那些抗拒不交、隐匿财产或偷漏税款的商贾，罚以戍边一岁，并没收其全部资产。同时，鼓励百姓告发违法者，一旦坐实，告发者会得到违法者一半的家产，这便是“告缗令”。

武帝时期，民间破产者比比皆是

经过“算缗令”和“告缗令”这两记“重拳”，在肥了朝廷的同时，民间破产败家者比比皆是。《汉书·食货志》曾以沉痛的笔调写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而《史记·平准书》则指出，经济凋敝、破败之象无以言表，出现“商者少，物贵”的现象。

由上可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不管贫富，但凡手中有点钱的，都没有多少活路可言，那真是一个令人苦不堪言的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