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面对疫情又是如何防范的 西汉时期就已经使用隔离法了

今天知秀网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古代防范疫情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历史上，各种公共卫生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医疗条件和医疗设施都有着十足的进步，但面对重要疫情的发生，还是暴露出了不少问题。现代亦是如此，那古代人面对疫情又是如何防范的呢?古人面对这种卫生问题就更难处理了，往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其实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对疫情有了比较高的了解。而隔离法，从西汉时期就已开始使用，下面就为大家讲讲各朝代是如何处理疫情的，一起来看看吧。

最早的传染病医学隔离

西汉时期汉平帝刘衎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

中国古代公共疫情多发，造成的惨烈程度也是少有的。东汉末年的建安22年(公元217年)，中原传染病大流行，曹植《说疫气》中形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种全家死光的现象，历代不绝。疫病如此频繁，中国古人并没屈服和绝望，甲骨文里的“降疾”二字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人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减少传染病的发生。“隔离法”，便是有效措施之一，为现代广泛采取。

所谓隔，就是划定区域，设置临时性专门场所，收容患者。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政府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

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中国设立传染病医院和实行医学隔离的开始。实际上，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现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后来，南朝齐“六疾馆”、北魏的“别坊”唐代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乐坊”、明清时期的“养济院”，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除有养老院和专门医院性质外，也带有较浓隔离色彩。

隔离手段在古代军中尤其常用，史书记载最早的一起军中隔离，出现在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由皇甫规担任中郎将的汉军决定西征，进一步讨伐姜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所有感染官兵，统一安置到“庵庐”中。

庵庐，是为患者所设的隔离所。另一形式的隔离，是为健康人群设立。明末满清人入关前，正是烈性传染病天花大暴发时期。清皇室便曾设“避痘所”，供诸皇子外出避痘。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及二年，又往都尔鼻城一带避痘，并规定若有疾病，在9日以内不准互相看望。

在家不出门和对重大疫区封城，也是有效隔离的方式。并请少一些恐慌，多一些担当。

最简单易行的救治手段

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

创制“济疫小饮子”治“疾疠”

在实行医学隔离的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则是政府控制公供疫情的直接手段。这种手段，也是封建朝廷的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且，在“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这是中国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的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在中国古代，从南北朝时代，朝廷便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都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瘟疫，时皇帝赵构(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活者甚众”。

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时皇帝朱厚熜(明世宗)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居民。

在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所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菌陈蒿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等。

2003“非典”大暴发时，曾有中医用上述东汉药方改变而来的“白虎加人参汤”、“麻可石甘汤”等十多种中药方治疗过“非典”。

各地也已发布相关预防中药方，可引以参考，切勿过剂。

如何选择上述预防处方?

在这些处方中，大家不难发现，虽然药物不尽相同，但有些药物反复出现，比如湖北、陕西、江西、甘肃的预防处方中均出现了黄芪、白术、防风三味药物的身影，而他们正是“玉屏风散”的组成。“夫以防风之善驱风，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卫，得白术以固里，则内有所据。风邪去而不复来，此欲散风邪者，当倚如屏，珍如玉也。故名玉屏风。”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病机总体是以“湿、热、毒、瘀”为主。因此，湖北省预防处方中，结合湖北潮湿的气候特点，在“玉屏风散”补气固表的基础上，加入陈皮、佩兰芳香祛湿，所以平日体内湿气重的人群可选择"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二号方"。如果是偏内热体质的人群，可选择“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一号方”。

内容较多，总结一下——

普通人群或是体质偏内热的人群，可选择湖北省防冠一号方或甘肃省普通人群基本方;

体质虚弱人群，上述包含黄芪、防风、白术的处方均可根据自身情况加减使用;

当然，大可不必人人都采用中药内服，汉服知秀网小编觉得中药香囊对于绝大多数人群是更加简便易行的方案。

如有疑问，应在中医师的指导下使用。

如何控制公共疫情的扩散

唐文宗李昂

“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

传染病又叫瘟疫，瘟疫最怕人的地方，是极易导致人口的成批、大量死亡。及时处理、掩埋遗体，也可以以控制公共疫情的扩散、复发。

通行的做法是，由官府出钱出人埋瘗尸体，这一行为最具人性化。如唐代，在这方面便采取了不少措施和对策。

据《全唐文·文宗四》中“拯恤疾疫诏”条，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春，自剑南(今四川境内)至浙西发生大疫情，李昂第一时间下诏，在安排官员去疫区查看，免费送医药的同时，要求“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

在宋代，疫病发生后，各个皇帝也都要积极救治、拯恤，《宋史·食货志上六·振恤》(卷一百三十一)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一年京城大疫，北宋仁宗赵祯立即下诏，掩无主尸，赐给棺材：“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宁宗赵扩，在流行病发生时也曾向贫民及疫死的军人家属赐药、发棺敛费。

元末明初，传染病加上战争，“中原草莽遗骸遍野”。朱元璋(明太祖)刚当上皇帝，便指示中书省负责人，组织人力“悉收瘗之”。明成祖朱棣比其老子朱元璋做得更多，据《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曾安排人在当时北京城东的郑村坝一带，收集了10万具尸体，集体掩埋。虽然这些并非都是疫死，而多战争死亡，但对预防传染病的再暴发，无疑是有直接作用的。

在中国历史上，出于控制疫情的需要，甚至采取过激的非常手段，如活埋、活烧感染疫病患者。《新五代史·氏叔琮杂传》记载，后唐开国将领氏叔琮，当年带兵攻打晋人时，军中发生传染病，氏叔琮下令“病不能行者焚之”。不少患者惧怕被烧死，“皆言无恙”。但此举已是非常极端的处理方式，已然违背人道，我们可借鉴的就是保证公共卫生消毒，减少大型庙会等活动，防止交叉感染并做好受害民众抚慰。

如何减少并预防瘟疫的流行

张仲景著《金匮要略》

“疫死”畜肉“有毒”“不可食之”

当然，防止瘟疫最主动的手段，还是防预。现存最早、成书于先秦战国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便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意思是说，高明医生不是等到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此即强调预防为主，这一观点是相当科学的。古代医家均强调预防的重要，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称，“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并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

那么，如何搞好防疫?中国古人最重视环境保护和饮食卫生，从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两方面预防疫病。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除了临时应急手段外，不少都是以节日风俗形式，开展全国性活动，有的至今在流行。如腊月祭灶日家家会“除尘”，即家里家外大扫除;疫病多发季节的五月端午节，家家饮洒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焚苍术，雄黄、艾叶、菖蒲、苍术这些矿物、植物均有杀菌抑菌、预防疾病的功效。

对传染病人穿过的衣服，古人也会进行“消毒”，明代名医李时珍生前已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得更具体：“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至迟在先秦时，人们已意识到家禽、牲畜与传染病的关系，虽然那时还没有“禽流感”的概念，但人与畜已分开，不能混住在一起，而是单独设“圈”。也不能食用病死、被污染猪肉、牛肉等问题畜禽肉。到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鱼肉成为民间常识。当时的医学专家、中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在预防传染病方面，中国古人最重视的还有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水井即是中国古人保护饮用水源的而发明的，古人还会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谓“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得就是这个意思。而井也是古人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载体之一，必要时直接将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

至于如今将大量病死猪畜扔进江河饮用水源内的事情，在古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黑格尔曾经说过：

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

最后，希望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比起更多的如果，我们要做到的便是当下。少一些谣言，多一份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