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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周公旦“制礼作乐”后,“礼乐”便成了社会的重要纲纪,有安邦定国的效用。
既然“礼”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担负着重大使命的外交官,就必须格外重视“礼”。他们不仅要把“礼”应用在外交活动中,也要以“礼”为重心来强调个人修养。在笔者眼中,“礼”就外交官们是立身立国的基础。
春秋时期,外交官是诸侯间进行外交活动的重要媒介,他们不仅要传递信息与政令,还要参与和组织会盟。在外交场合,外交官与他国接待人员所使用的交际语言,都是经过缜密的策划、排列和修饰的。因此,外交官常常带有高度的目的性,而外交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多时候都仰仗于外交官本身的修养内涵和文化底蕴。
那么,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外交官,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
笔者认为,诚信、仪态、忠贞,是春秋时期外交官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三点也是春秋时期“礼”的重要表现。
诚信
“信”的表象是“言行合一”。对于外交官而言,“信”即是言语真切且不诡辩,不仅如此,外交官最终的行为也应当遵守承诺,万万不可违约,这是春秋时期外交方面最重要的原则,同时也是国与国之间相处的重要凭证。
在《左传》的盟书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文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这就说明,以诚信为前提、互不猜忌,是当时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准则。然而,盟书中着重强调这一点,也意味着,有一部分诸侯国间的盟誓,是在“尔虞我诈”中进行的。
国君的言行失信,一定会连累国家。而代表国家身份的外交官,能否化干戈为玉帛,常常取决于外交言谈和行动的成败。子曰“言忠信,行笃敬”,正是外交官行为的最佳注解。无论处于何国何处,“信”在当时被视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出使四方时,是尤其重要的。正因如此,外交官更须遵守这一原则,如若不然,就会寸步难行,甚至会损害自身和国家的利益。由楚国子反的言行,就可见一斑。
子反“敌利则进,何盟之有”之言狂妄至极,我们都知道,晋、楚两国结盟不过三载,楚国却基于“利”的考量,打算侵略与晋国为盟的郑国和卫国。笔者认为,此举实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对于一国权臣而言,“信”、“礼”才是与国家前途密切相关的,而子反看重的却是“利”,这种一意孤行的结果,必定是不能免于祸难,因为他已经抛弃了讲“信”守“礼”的基本原则。
《东周列国·春秋篇》子反剧照
不仅如此,外交官在讲话之前,应该谨慎评估言论之可行度,思而后言,言出必行,不可随意或敷衍。如钟仪这样言谈真诚、守信忠君的人臣,便是外交官的典范。他被晋国囚禁多年,却始终不易其志,不忘本、不忘旧,举止不卑不亢,言论出即执行,范文子都赞其“仁、信、忠、敏”,可见,他赢得了晋国的尊重和礼遇。笔者相信,这样的人必能担起晋、楚两国议和的重任。
在笔者看来,失信的外交,一定会导致祸患,如“郑国与王师伐宋事件”。宋国攻打邾国,并掠夺了其田地,随即遭到邾国联合郑国、王师的反攻。宋国向鲁国求救,却在鲁国问“师何及”时说了谎话——“师未及国”。宋国外交官隐瞒真相的行为,被鲁国认为是缺乏诚信的欺骗行为。所以,鲁隐公才怒而止兵,并怨宋之不诚,最终导致了鲁国和宋国的绝交。
由此可见,外交官在外的言行,对于国家而言,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得不慎重处理。面对与自身使命有所冲突的事情,能行诚信之事的外交官,便容易受到赞许,反之,则容易引发祸端。
仪态
这里所说的“仪态”,并不是指外交官的外貌,而是他看待外交使命的态度。面对攸关国家命运的外交使命,一个成功的外交官应当秉持的态度,就是审慎和尊重。
从仪态就可以看出此人的外交举动是否真诚。对小国的外交官而言,良好的外交仪态,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这是小国与大国周旋的最后资本。
笔者用“孔张失位,吾子之耻也”的事情作为佐证,并进行分析。子产已再三告诫孔张,不得失礼,但孔张仍然迟到又失位,国而无礼,何以求荣?从子产的愤怒和事情的结果,就可以看出,对于小国的外交官来说,“知礼”是相当重要的外交态度。
在笔者眼中,“守礼”是一种对外交尊重的表现,从孔张的行为,就可以看出贵族阶层自律、涵养的不足。时代变迁,贵族教育渐渐没落,便有可能出现类似孔张这样的情况。
《东周列国·春秋篇》华元剧照
我们都知道,违“礼”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对“礼”的不了解或不慎重,然而,也有人蓄意违背礼节,刻意地表现出对他国的藐视和敷衍,这里又要说到我们的反面典型——子反。
在宋国华元的力促之下,晋、楚两国开启了第一次“弭兵会盟”。晋国遣使到楚聘问,然而楚国却完全没有表现出诚意——子反竟然“金奏作于下”,还向使者透露,如他日国君有幸相见,便“一矢以相加遗”。这样的外交行为不仅失掉了仪态,其咄咄逼人的宣战之意也不言而喻。子反丝毫不把外交仪态放在眼里,他抛弃了“礼”这个立身处世的根本,因此在外交活动中,他自然不会遵守任何规范和盟约,也难怪范文子评价楚国“无礼,必食言”。可以预见,一场新的战争,即将在晋、楚两国之间发生。
综上所述,外交官“知礼”并“守礼”的仪态,代表了其国家的整体风气和思想底蕴。正因如此,许多依礼而存的外交官,便能在外交活动中展现其卓越风采,留下千古美名。
忠贞
外交官持节出使,节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不仅代表了他的任务,也代表了他的国家。聘问时,面对对方不合礼之处,能坚守立场,不辱君命,就是可以被评价为“忠贞”的行为。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间的利益纠葛日益严重,外交官面对诱惑时的进退、抉择,也成为了外交方面的重要课题。
一直想要“复霸”的晋景公,无法容忍郯国一直侍奉被中原视为“蛮夷”的吴国,遂派范文子出使鲁国,意图拉拢鲁国一同讨伐郯国。然而,鲁国却“赂之,请缓师”。范文子以“君命无二,失信不立”一口回绝,他认为如果无法完成外交使命,无疑是失信于君且失信于国的行为,无法再立于朝政之中,并以“礼无加货,事无二成”为由,表示“礼”是有规矩的,不允许有贿赂的情况发生,如若不然,就是“违礼”的行为。范文子以”君命”和“礼法”与鲁国周旋,终于成功使“季孙惧”,进而达成聘问的外交目的。
由此可见,外交官在言行举止方面,一定要合乎礼仪且忠贞不二,不能被诱惑蒙蔽。正所谓“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不合“礼”的赏赐或者宴饮,无论是出于友好、讨好还是其他原因,都应予以拒绝,如此才能正确而正当地完成外交任务。
《东周列国·春秋篇》晋景公剧照
春秋时期,外交官在他国聘问时,很多时候对方的款待会逾越“礼”的规范。我们都知道,“忠于立场”本是外交官分内之事,然而,很多人却因此得到赞扬,这也意味着当时还存在许多外交官违背“礼法”和“忠贞”的事情。宋平公和晋悼公在宴席上用不合宜的舞乐,就为此做了例证。
“桑林”本是天子之乐,宋平公想要以此来招待晋悼公,这明显是逾越君臣之礼的表现。“荀罃辞”是因为他是合格的外交官,知道这是不合身份的礼乐;而荀偃、士匄却坚持使用,他们认为“礼”已不再拘泥于制度,这种想法不但表现出贵族阶层对“守礼”产生了分歧,也凸显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普遍现象。
综上所述,外交官的外交行为,应依“礼”而生,他们的诚信、仪态、忠贞也傍“礼”而存。也就是说,“礼”是衡量外交官是否称职的准绳。
春秋时期,外交官的外交表现,就是一个国家的脸面。因此,身为一名外交官,无论何时,都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量,并以社稷为重,万不能逾越“礼”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