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制度不利于中央集权 唐朝统治者为什么还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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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古代皇帝都想要加强中央集权，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撤除了延续数千年的丞相制度、设立五军都督府钳制地方的兵权等等。
如果问有一朝皇帝主动将权力分发给地方而最终引发了中央与地方的危机，那么很多人第一时间就能想到唐朝。唐朝的节度使制度将地方节度使的权力扩张到了中央都难以控制的地步，这也是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节度使制度不利于皇帝的中央集权，那么为什么唐朝统治者要实施呢?或者又有什么因素逼迫其不得不实施这一制度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究的问题：唐朝节度使制度出行的原因。
唐初皇帝文治武功开拓大片疆域
唐朝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几乎在李世民登基的同时，突厥大兵也到了离长安咫尺之遥的便桥，李世民迫于无奈，
“倾府库赂以求和”
这才换得突厥退兵。不过这次合议却成了李世民反攻突厥的开始。
贞观三年，代州都督张公瑾上书，指出突厥“六可取”，建议攻取突厥。李世民听取了他的建议，开始了对东突厥的全面征讨。贞观四年四月，唐军俘获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前后不足半年。在消除了北部突厥的威胁之后，太宗开始了对西部的经营。
由于有着龟兹、高昌等西域小国的阻隔，西突厥并未全部与唐交壤，但唐西境的形势也并不容乐观。
一方面，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国均处于交通要冲之地，极大地阻隔了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另一方面，西突厥仍然强大，吐谷浑时常寇边，而位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也己经悄然兴起，西部的威胁越来越大。
因此，在消灭了东突厥的威胁之后，唐太宗将目光转移到了西部。面对西部的威胁，唐太宗最先解决的是直接接壤的吐谷浑。
隋末天下大乱，原本被隋征服的吐谷浑趁势复兴。唐朝建立后，吐谷浑也不时兴兵扰边。唐太宗伐吐谷浑，除了吐谷浑：
“剽掠边鄙，略无宁息”
也是因为吐谷浑的袭扰严重威胁到了唐与西域的交通，这是志在经营西域的太宗所不能容忍的。经过半年有余的苦战，李靖于贞观九年五月平定吐谷浑。这次战争被誉为唐多次战争中最艰险的一次，因而也是为吾民族空前盛业之唐代武功中最能增强民族自信自强的一次战争。
此次战争是大唐名将李靖的最后一战，却开启了唐对西部的征伐。在战胜了吐谷浑之后，唐在西境沉寂了数年。
但从贞观十三年开始，太宗又开始了对西部边境的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的共同目的都是控制天山以南，进而在西部边境构建起立体的边防体系，主要进行的战争有贞观十三年到十四年攻高昌，十八年伐焉耆，二十一年取龟兹三次。
高宗之后，唐朝的疆域已经十分广阔，为了能够更好的管理偏远地区，睿宗时期开始沿用北周旧制，于边境等重要地区设立都护府，并从中央派遣官员于都护府担任节度使、安抚使等职。
起初节度使只管军事，后来为了统筹管理，不断地获取了其他职位的权力。可以说节度使制度是唐朝扩充疆域所必需出行的。
均田制的瓦解以及募兵制的建立推动节度使的确立
唐朝建立后，均田制为大唐盛世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与此同时，被均田制推动的社会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而其中许多变化正在逐渐改变均田制存在的基础。
终于，在发展到唐德宗建中元年时，因为这些变化日益显著而导致了均田制的瓦解。均田制瓦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交换关系的转变。均田制最根本的基础是个体小生产和基本停滞的交换关系。
但是，随着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及均田制发挥作用，进入高宗时期，尤其是玄宗时期，经济有了发展，商品经济开始显现。虽然，此时的生产工具仍以铁制农具和牛耕为主。但是，随着一些普通百姓富裕起来和交换关系的发展，为他们购买土地提供了可能。
其二，人的利己之心和当时土地的特性。
当然，生产力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大规模土地买卖和兼并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仅仅是必要条件。即如果生产力不进步和商品经济不发展，大规模的土地买卖和兼并不可能出现;而如果生产力进步和商品经济发展，大规模的土地买卖和兼并也只是有可能出现。
如在现代中国，生产力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但人们把大部分资金用于非土地方面。所以，应当认识到土地买卖和兼并的充分条件。
其三，大规模土地买卖和兼并的危害。
在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了一个新的集团—掌握大量资金并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阶层。他们成为分配方式的第二部分人:“资本”的占有者。他们大规模的买卖和兼并土地，这些人的大量出现，使原来的劳动力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两方面的分配关系发生了变化。
这部分人使原来耕种国家土地的均田户成为他们自己的佃户或流亡的隐户。土地收益由原来的两部分变为三部分，其中国家的收入只能来自越来越少的均田户和人数非常少的地主。
另外纳租税，如果甲因土地被乙购买或兼并而成为隐户或逃户，甲便不再向国家交而以前甲乙土地的纳税人只有乙。另外，如果乙再经营不善，土地可能转为丙占有，国家又失去了乙这个纳税人。
随着土地的几经易手，国家便失去了大量的纳税人，国家财政收入大减。这导致依靠人丁收取租税的国家利润大幅减少，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以前便存在的地税(不分身份，按土地纳税)占据了国家收入的重要地位，国家便改革了税收制度，按土地征收租税，放弃了按丁征税。而放弃按丁征税后国家又失去了很多财政收入的来源。
均田制的瓦解，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安置问题。很多土地被吞并的农民变成了流民、逃民，而这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唐朝兵源的缺失。
唐朝实行的府兵制的实质兵农合一 ，即农民在农忙的时候务农，在农闲的时候作为兵源进行军事训练。均田制的瓦解让很多农民成为了流民，这就导致府兵制失去了稳定的兵源。为了获取兵源，唐朝统治者实行了募兵制。
募兵制下的军士们只进行军事训练和战争时的战斗，相较于府兵制的自给自足，唐朝政府要承担巨大的财政压力。数十万士兵的供给唐朝中央政府难以负担，只好将募兵的权利下放给地方，让地方自行承担募兵、养兵时的开销。作为地方掌管军事权力的节度使，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了。
中央问题严重需求依靠地方解决边境外族侵扰
上文就提到了，唐朝府兵制被破坏后实行了募兵制，这虽然解决了兵源的问题，但是却带了另一个问题——兵源质量参差不齐。
中国古代士兵的地位极低，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当兵，因此为了筹足足够数量的兵源，对士兵的审核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导致了唐中后期军事力量的下降。内部高级将领青黄不接，也让中央军事力量极大的衰弱。
提及唐朝将领，我们能很快的说出秦琼、程咬金等人，这些都是唐初中央的开国将领;而问及唐太宗中后期的将领，除了薛仁贵、苏定方等人外，大部分都是受管辖于地方的将领。
除此以外，唐朝中央政局也是动荡不安：先是太宗时期诸子夺嫡的局面;接着是高宗废王立武时君臣之间尖锐的矛盾;再是武后代唐建周等等。动荡的中央局是唐朝军事实力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而随着唐朝军事力量的衰弱而来的就是吐蕃的崛起，在高宗去世前，西部边境形势己经比较严峻，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唐朝在与吐蕃的对抗中处于下风。
大非川一败，唐军损失了十余万精锐部队，使得吐蕃正式列入亚洲诸强之一，雄霸李唐西裔，成为亚洲不可忽视的强权，有了和唐朝叫板的资本。此时的吐蕃，己然成为了唐西境的心腹大患。
仪凤三年，李敬玄率领精兵十八万与吐蕃将领论钦陵在青海交战兵败，损失了十余万精兵。这两次大败使得唐在西域的优势荡然无存，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安西四镇的废立。
突厥本是唐朝的心腹大患，但随着太宗平灭东突厥、高宗平灭西突厥，突厥的威胁己经大大减轻。但随着吐蕃的崛起，唐逐渐把大批军事力量投向西北，这就为北方突厥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唐高宗永淳二年，东突厥阿史那骨咄禄叛唐，建立后突厥汗国，不断犯边，唐的北境边防压力从此骤然加大。
在中央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抗外敌侵扰的情况下，唐朝统治者将希望投向了地方，节度使制度的出行有其特定的时代因素。
参考文献
《汉书》
《隋书》
《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