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用人搞的是九品中正制,祖辈为贵、为官,则子孙为贵、为官;世族垄断仕途,不问贤愚才学,不问德操能耐。纨绔子弟既没什么水平,又荣华富贵享受惯了,上位后就容易尸位素餐,鲸吞民脂民膏。社会优质资源几乎皆为既得利益集团掌控,致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高低贵贱都为世袭,社会肯定是一潭死水,朝廷自然也就丧失了人心。
到了南朝,宋孝武帝有感于“贵人掌机要”的弊端,决定抑制豪强,起用下层寒族。在他看来,寒族来自基层,有“基层工作经验”;为改变处境又勤奋好学,有真本事;而且他们吃苦吃惯了,略略给其改善生活,就容易满足,还会非常珍惜这工作岗位。因此,宋孝武帝放心地改变了干部任用体制。
这场革新确实给朝廷管理带来了一股新风,最少让社会阶层流动起来了。然而,从理论推导似乎相当合理的“寒人掌机要”,后来却几乎变成了“机要养寒人”。
戴法兴出身寒微,老爹是个卖麻纱的小商贩,自己也曾卖过药材,可以说是真正的“根正苗红”。后来在朝廷“寒人掌机要”的政策普照下,他升任吏部尚书,由此在人事方面大贪特贪,门庭若市,“家产并累千金”。
王秀之也来自底层,被任命为晋平市长,一到任,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贪足再说。晋平富饶,因此他一贪就贪了个盆满钵满。王市长大概是苦惯了的缘故,贪满了就走,走时大言不惭地说:个人吃了烂肚肠,大家吃了喷喷香,我已经捞足了,剩下归你们再来捞吧!
贪食的老鼠有社稷这个粮仓,耍威风的狐狸有老虎这个背景,什么事情不能做?后人形容那一段是“政以贿成”,朝廷大事都由行贿受贿来推动,刘宋后期朝廷就这样烂透了。
官职背后是一个大粮仓,粮仓由官员管理。有仓有粮,如果没有谁来监督,几乎所有的老鼠都会来鼠窃一把—别以为肥老鼠爱吃,瘦老鼠就不爱吃,在无人监管的仓库旁,瘦鼠也会变肥,肥鼠会变得更壮。
古代有俗语,“要致富,入仕途”。要富贵的人,何止富人?富人想更富,穷人则想脱贫致富。所以在官场里头,止贪之法,不在于用什么“人”,而在于用什么“法”。
无论是“贵人”还是“寒人”,他们的阶级属性也许不同,人的本性却是相同的。农民也罢,工人也罢,知识分子也罢,世家望族也罢,一旦把他们安排进官场,就一概不能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其身份上。魏晋搞的是九品中正制,南北朝搞的是“寒人掌机要”,隋唐之后搞的是科举考试,各色人等都当过政,可是几千年来,腐败问题都没有解决。可见,贪腐与人的出身没有丝毫关系。所以,在进行廉政建设时,不要考虑什么人会贪、什么人不会贪,德才兼备的“官德”是靠不住的—到了官场,什么样的人都可能贪。唯有有效的监督和完善的监管,才能根除贪腐的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