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保路风潮是如何兴起的？为何后来变质了呢？
20世纪初，全国轰轰烈烈的铁路风云成为压垮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远在西南腹地的四川是保路风潮最激烈的地方，除了成都平原，全省是以山地丘陵为主，清朝末年的四川并没有铁路，为什么会因为要修建铁路这一“民生工程”而闹起巨大风波?为什么说保路风潮是促成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这是一段似乎人人都有听闻，但其实可能并不大了解的历史。
一、修建铁路的背景：到底是“民营”还是“国营”?
甲午战争后，鉴于铁路对国防的重要性，清朝决定筹集资金自办铁路。因资金匮乏，还是从国外贷款为主。1897年，利用外资修建的津卢铁路建成通车，卢汉铁路、粤汉铁路、津镇铁路相继上马，到1904年，先后建成铁路一万三千余里。
随着铁路项目潜在巨大利益，许多办洋务的官商觉得眼红，纷纷向官府要求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用外资官办的建路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都由洋人掌握，一旦中方借款到期还不上，外方就会把铁路占为己有，势必严重危及国家利益和安全。
清朝原本在1897年初就成立铁路总公司，考虑自己独立建造铁路。不过，在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大臣看来，民间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修筑铁路，原则上这还是一种与洋人谈判拉锯的筹码。
经过盛宣怀等人一番运作，1898年4月，清朝又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将粤汉铁路的承建权交给美国人。没多久，不但英国不大满意由美国人占据华南地区巨大利益，就中美双方在铁路附近开矿问题上也产生分歧。
美方私自将三分之二的股权卖给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绅商强烈要求收回路权，这时清方才真正向民营商办倾斜。
拖到1903年，官府明确宣布对民营铁路公司不再派监督总办等角色。又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允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兴修铁路干线与支线，商办的铁路公司开始陆续建立。1906年，航运、铁路、电报、邮政等统归邮传部专管，其中的重头戏就是铁路建设。到1910年，民间各地成立了17家铁路商办公司。
这几年间，清朝在民间激烈反对情绪推动下，也收回了一些铁路路权。比如粤汉路权已转给美国的华美合兴公司，但中方找到美方违约的证明把路权收了回来，不过高了一倍的675万美元赎回承建权。此后，各省商绅于1905年至1908年都发起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承办权的行动。
所以，清末的保路原本涉及不少省份。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如盛宣怀、张之洞等人所虑，虽然民众是出于爱国心，但民间商绅大多数并不懂洋务，同时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要独立自主建造铁路几无可能。
虽然清朝官府将这一事务允许民间商办，但各地实际无法筹集到修路所须的巨额资金。其中还有一个客观现象，官府迫于舆论压力，对修路一度放松管理，实际各省各自谋划，缺少统一督导，修路标准不一，根本没有互联互通的打算，使得自主修路也成为一锅乱局。
即便当时做得比较好的粤汉铁路公司，花了约1000万，实际只铺设了40英里铁路。
当时澳籍华人雪珥对民营商办铁路评价说：“面对铁路这一资金、技术、管理饥渴型行业，民营资本不仅先天疲软，而且其腐败与内讧，因比国有企业缺少监督和制约而变本加厉。17家民营铁路公司，家家都是乌烟瘴气、丑闻迭出……”
再到1911年，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再次建议朝廷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原本是一项必要措施，但官府做法失当，毫无协商善后的意思。这一举措的背后虽说有收拾乱局的初衷，但同样还是涉及盛宣怀打算同外资四国银行借贷还债之意。
因此，最终保路风潮的性质渐渐起了变化，原本是从单纯国人为了保护路权而与洋人有不满争夺，变成了掺和国内民间与官方的复杂冲突。
保路纪念碑上浮雕，当时四川并没有铁路
二、四川铁路筹办陷入一场“扯皮”
四川铁路问题的爆发，起因在端方受盛宣怀推举出任川汉粤汉铁路总办大臣。端方本人并没到四川，而是到两条铁路的枢纽武汉待着。
当地的湖广总督瑞澄与端方暗中较劲，端方就逼迫四川总督赵尔丰尽快完成铁路国有。盛宣怀在背后要与四国银行继续完成交涉，利用铁路修筑权向外国借总额为六百万英镑。激起湘、鄂、粤、川人民的反对，尤以四川最为激烈。
四川当时并没有铁路，整个西南地区就云南毗邻越南法国殖民地，境内有法国人在1903-1910年完成的滇越铁路云南段，是当时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的第一条国际铁路，从昆明直通越南，全长480多公里，时速不到40公里。直到今天，云南部分地段还把这一小火车作为旅游项目在使用，因为法国人当时的铁轨只有一米宽。
清末由云南法国人造的米轨铁路
四川修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大量农民，占很大比例，之前总督锡良成立川汉铁路公司，首期筹划武汉到重庆段，这是改善四川以山地为主，便于省内乡绅、民众或出行、或买卖的一项重大举措，虽然有摊派的嫌疑，但毕竟得到省内各地民众响应。
忽然朝廷朝令夕改，宣布“铁路国有”不说，还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
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四川分担赔款已200多万两，再加上修路的民间“租股”，令许多平民百姓喘不过气，保路史料称川民“卖妻鬻子、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
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由罗纶起草文章，逐条批驳，并联合2400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希望能够退还股金。1910年底，川路公司已经实收股金1198万两，其中，官府投资23万两左右，巴蜀商人投资245万两，普通民众缴纳租股达928万两。这些钱究竟有没用到修路让人十分怀疑，当时公布有用于铁路公司的办公经费花费200余万两，投资铜元局损失200万两，在上海投资橡胶生意损失300多万两……似乎根本就没有用于筹划修路。
从武汉到重庆的实际铁路数据几乎为零，按当时工作进度，推算要完成川汉铁路至少需要90年。可想而知当时川人对“铁路国有”举措的失望和愤慨……所以，巴蜀民众强烈希望官府将股金退还，但官府对此居然敷衍塞责，大有侵吞之意，还对当时的民间保路组织，怀疑被同盟会等操控，形成一种敌视，终于四川民众对清朝官府的不满激变成了1911年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
1911年9月7日上午，总督赵尔丰称北京有好消息，将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颜楷、胡嵘、江三乘、叶秉成、王铭新等人哄到督署看电报，随即加以逮捕，企图以此打压保路行动，顿时将这一风潮的性质来了一个大变化，激起全川上下的同仇敌忾之心。
赵尔丰对保路同志会进行大搜捕，还对同情他们的群众下令开枪，击毙群众数十人，还下令三日不准收尸。
保路的悲剧酿成一股全省的大变，最终成为武昌方面的导火线。
三、四川保路风潮为什么会是武昌首义的导火线?
对于涉及在保路风潮中显得心狠手辣的赵尔丰，本来是前总督锡良一手提拔的心腹。
从锡良在山西任巡抚时，赵尔丰就被任为静乐知县。1903年，锡良调四川总督，赵尔丰跟着入川，先后任永宁道、建昌道。
赵尔丰像
赵尔丰为人勇敢果决，在地方就素来以严酷著称，很受锡良赏识。当时在川西藏区进行改土归流，赵尔丰成绩显著，受到朝廷嘉奖。在锡良离开四川以后，就让其接任，不久赵尔丰还前往任驻藏大臣，由其兄赵尔巽顶替到1910年。
赵尔丰回到成都以后，其兄调去东北。四川的保路呼声已经十分强烈，很多人对赵尔丰在这股风潮中是一个大反派人物。朝廷在这一时刻派赵尔丰回任四川总督，显然就是希望借助其果决勇猛的手段，为盛宣怀、端方顺利完成铁路国有举措。
但是，实际上这场悲剧根本不是赵尔丰的本意，他就不希望对此采取过激方式。之前，赵尔丰与其兄赵尔巽常有联系，对四川局势变化一直很清楚。赵尔丰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之事”，他一面开导民众，一面电恳内阁“筹商转圜之策”，甚至他还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
但朝廷方面十分依赖盛宣怀筹款，对赵尔丰所陈四川民情置之不顾，反而电饬要求从速解散群众。赵尔丰处于任上被逼无奈，只能执行命令。所以，赵尔丰才有诓骗保路各方首领到督署看北京电报一幕，希望对一伙保路组织首领施压，但没有效果，最终才变为强硬手段，无视民众生死。
到9月中旬，赵尔丰紧闭成都城门，各街加兵防守，封锁邮电交通，加派人手搜捕同志会成员和青年学生，查缴所有宣传保路的报刊，激起巴蜀各地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成都附近州县广大民众都参与进来，称呼同志军或国民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交火。十余天内，“每县数起，每起数千或至数万”，据说达20万之多。
不管是否有正规组织，与清军战斗不下数百次。赵尔丰一面派兵，一面通电求援。清廷急调六省派兵赴川，又催促端方迅速启程西上“查办”。
四川保路风潮遍及全省，重庆为川汉铁路修建焦点，重庆乡绅民众在出资修路方面，为全省之最。1911年抗议重新收归国有大会，重庆有6000民众聚集在万寿宫、禹王庙反对官府再次出卖路权，认为事关“生死存亡”。周边各县各级保路组织团体纷纷成立，连妇女界都成立了五六百人的保路团体。
重庆保路风潮与成都的区别是，一开始就属于同盟会梅树南、朱之洪、刘祖荫、李时俊等人的领导，有鲜明的斗争方向，与成都蒲殿俊、罗纶等倾向实行立宪主张不同。
最后一部官修史书清史稿总编撰是赵尔丰的哥哥赵尔巽
全川保路大会举行期间，重庆方面朱之洪到成都，事先就表态：“蒲、罗均未足与谋”，认为同盟会应把握时机，鼓舞民众加入改天换地的新潮流。因此，朱之洪与龙剑鸣等在成都的同仁联络，随后赵尔丰手段强硬，成都发生罢市罢课，重庆紧跟步伐，当地日本、德国等洋人都看出危机，全川保路风潮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9月底，在吴玉章、王天杰领导下，荣县率先打出独立旗号，因调集数省清军赶赴四川解决危机。10月，武昌新军才顺利取得了辛亥胜利。
武昌胜利也鼓舞全川上下争取胜利，11月，重庆新政府成立，赵尔丰见大势已去，释放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签订新条约，也组成以立宪方为主的新局面。
1911年底，同盟会尹昌衡为首的新军攻入成都，蒲殿俊、朱庆澜等出逃，赵尔丰被枭首，成都改组为新军控制的协作团体，然后与重庆方谈判，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张培爵在成都就职，致电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报告全川实现新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