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变法是明朝死而复生 张居正最后为什么会被清算

你真的了解张居正吗?知秀网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儒家文化一直作为社会的核心文化。儒家从春秋时期孔子单纯的儒家，经过千百年的世事变迁，融入道家、法家、杂家等其他学说。自汉武帝开始，中国王朝统治者想要国家强盛，必须奉行“外儒内法”的执政方式。儒家讲究人内在的道德教化，法家注重人外在的制度约束。道德教化的标准不能说一成不变，但大致方向始终不会动的，只有些细枝末节会改变。而制度约束就不同，必须跟着社会发展进行变革。韩非子的《五蠹》有言：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社会变化，一切事情也要随着变化;情况变化，政治设施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中国封建社会一次次的大变化大变革中，均是以“变法”为其关键。变法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性因素，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梁启超、谭嗣同等到近现代变法，变化者作为挑战者对不同的利益阶层进行挑战，实现权力的重塑和利益的爱分配。明王朝的晚期，百业凋零，国家日渐衰败，朝廷威信江河日下，中央政府内不能安百姓，外无法抚四方蛮夷。中国王朝与前面的诸多王朝一样，站到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张居正为何要铁了心变法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大方面来看。

荒废武备

万历皇帝之前的嘉靖皇帝和隆庆皇帝，让本是个水壶的大明朝彻底漏成筛子。明朝中后期，北方蒙古铁骑绕过布满雄关要塞的边境线，直插大明内地大肆劫掠，土木堡之变的惨案就像近在眼前。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部越长城过入蓟州攻古北口，北京城近在咫尺，下一个土木堡之变即将发生。蒙古人完成对北京城的围攻，情况万分紧急。大明初期永乐朝，北京周边成建制吃皇粮的军队有八十余万人，至嘉靖年间数次裁撤后，京营额军仅有10.7万人。但这10.7万人，只是记录在册的，并非实际兵力，朝中的老狐狸心里清楚的很，因而当俺答进犯京畿时，兵部尚书丁汝夔立即清点各营，发现只剩 5.6 万人。

这五万六千人是完全不顶用，策令他们出城驻防，一时间哀嚎遍野，朝廷诸公也没指望他们，立马请来勤王诏书。大将军仇鸾等率5万余人增援，然而战端仍不敢轻启(无足够能力抵抗)，双方僵持住。而时任内阁首辅的严嵩已经在联合一些大臣将军商量迁都一事，想将未来崇祯想干的事给干了：只要不打仗，什么都能提。徐阶等大臣则有不同意见，认为大明不可轻易许诺他们什么，便想出个缓兵之计，让俺答领军退回长城之外，然后用汉文写下“求贡书”交由大同守将接收传至中央。徐阶的计策果然奏效，为大明争取来利益最大化，战争也没有掀起。

如此荒废的武备，让张居正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整顿好北方边防，不能像严嵩等人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敷衍了事，做表面文章。

混乱吏治

政治黑暗、贪污腐败、效率低下等晚明官场的常态，亦是历代王朝晚期的惯例，不过晚明的实在过分，这与皇帝的不作为和百官的不作为关系十分密切。混乱吏治带来一系列的深远影响，最明显的就在财政拮据。据《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的表述，宛平知县沈榜声在每年要向27 个不同部门缴纳所收的税款，总数却不过两千两，足见其行政效率之低下。这还算好的，有些官员吃空饷，每日不知在干什么，吃吃喝喝地上班，该干的事不去干，当然也是因为没人管他们，因为从上到下的官员皆是这番姿态。中国古代王朝的政府系统是许多现代国家学习的对象，在当时是最为先进的官僚系统，不过还是有这样的差错。

那时候的明朝，民间广泛流传着一段民谣：“儒生曳白，无如国子监;天文固陋，无如钦天监;音乐舛廖，无如太常寺;书之恶劣，画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化、武英两殿。”歌谣有所不实，但也能体现出在百姓眼中，自己政府官员作风和形象如何。某些贪官污吏的形象，还被堂堂正正写入当地县志当中。

为困难财政

国家富强，富在强前面，要想强，必须富。不过并非富了就一定强(例如宋朝)，但不富就一定不强。大明财政的困难程度，已经到一个令人触目惊心、山穷水尽的地步。财政赤字十分严重，例如在隆庆三年预算收入是250万两白银，支出却达到400万两白银，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裁撤闲散官吏能够改变，必须要大刀阔斧去改革。财政之困难，不仅做不到巩固国防，就连基本的维持也十分艰难，没有足够的钱粮。

明穆宗可以说是明朝最寒酸的皇帝，索要户部的银两都打折扣，原本的三十万两变为十万两。而且这钱要来不是满足私欲的，而是维持基本的皇家生活。明穆宗当得仁主之名，明白国家财政情况，没有为难那户部主官，“朕览卿等所奏，户部银两缺乏。内库亦缺银两，朕方取。既这等说，且取十万来。卿等传示，不必再来奏扰”。万历皇帝即位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张居正不断上疏免去一些可有可无的宴席灯火。如此行为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朝廷的基本运转都快难以维持了。变法势在必行。

聪明的变法

明朝张居正变法不同于历朝历代的其他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有秦孝公支持，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有宋神宗支持，梁启超变法有光绪帝支持，张居正呢?他只有皇太后那给来的不可靠的支持，皇帝那么小也给不了他支持，所有压力和问题需要他一个人承担解决。张居正在公开场合，从未说到“变法”、“改革”、“创新”等词，一直在刻意回避着，他选用“尊祖制”、“遵守成宪”作幌子进行变法改革。张居正从先帝那里获得强有力且不败的支持。在讲究伦理纲常的封建王朝，皇帝是君也是父，道理比天还大，没人能正面攻击他。变法最惹人诟病的就在“变法”，变祖宗之法，无论是不是意见不合的政敌，都会攻击反对。

即位之初的万历皇帝是个十岁的孩子，内阁张居正与大太监冯保联手掌握朝政，张居正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因为的张居站在权力顶峰，才能作为一个时代弄潮儿般进行变法。关于变法，在万历之前的隆庆朝，张居正就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变法理念和方法全在此，名《陈六事疏》：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其中有不少地方为现代国家的治国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与模板。透过《陈六事疏》，我们可以看到张居正的想法：通过独裁独断来改变纷乱的国家，用独裁恢复吏治、财政、边防等等。

独裁有着好处和坏处两方面，好处是政令由一人出，各方面政令的效率和效果大大提升;坏处是国家的好坏系于一个人身上。张居正的偶像因此是秦始皇嬴政这样的独裁者，万历朝，张居正就是无冕之王，就是大明乾纲独断的大独裁者。变法改革是张居正启动的，是张居正推行的，是张居正令大明上下贯彻下去的。说来也奇怪，张居正读的明明是正宗的儒家学说，怎么执政方式尽是法家作风。因此在变法改革之初，张居正的结局似乎已经注定好了。

张居正根据“一条鞭法”，解决了国家财政方面的问题，大大缓解了社会分配不公、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局面，让大明朝焕然一新，满足了底层民众和国家官府的需求。

变法的后果

内外交困下，一场突如其来的张居正变法挽救了这个过来的王朝。变法短短十年，颓废衰败之势一扫而空，官员勤勉廉洁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守法，边防稳固四夷不敢侵犯，一派中兴盛世景象。此次变法史称“张居正变法”，此段史实称“万历新政”。说是万历新政，其实只不过是因为当时是万历朝，万历皇帝本人像个透明人，毫无用处。此次变法红利延续到万历执政的中晚期(不上朝的三十年)，奠定起万历三大征的胜利。清初学者蔡廷治简洁评述明史：“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难听点就是：明朝只有一位皇帝和一位宰相，朱元璋和张居正。二人之才情是当世之绝，功绩亦是如此。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评此次变法是：“耀眼的暮光。”梁启超先生也不吝啬自己的好评，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言张居正“近三百年大明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政治家。”

《明史记事本末》记述：“十年来海内肃清。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壤地千里，荒外警服，南蛮累世负固者，次第遣将削平之。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古今宰相之杰、为明朝做出如此大贡献(例如国库储备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的张居正，为何在自己死后遭到清算?进行了十年之久的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张居正死后直接迎来“人亡政息”的结果。变法措施遭逐条废止，变化者张居正遭到政治上的清算，封号均被褫夺，家人也受到连累。没人站出来为他喊冤辩白，直到国力日衰的天启年间，大明君臣才想起张居正的好，为其平反，恢复他的所有荣耀，张氏子孙获得福荫。但张居正的惨痛教训，让大部分士人心寒，明朝没有迎来下一位张居正，二十三年后，明王朝灭亡。

为张居正鸣冤

一手教导出的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恨意和怒意，在抄家杀人、险些开棺戮尸中一览无遗。亏得张居正尽心尽力地为这个国家做事，尽心尽力地教导万历皇帝，张居正病重时，万历皇帝厚颜无耻地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了。”结果呢?饿死的，自杀的，流放的，逃亡的皆有，令人唏嘘。万历罗列出来的张居正罪行似有似无，可当污蔑认为。

拿最简单的贪污来说：张居正为明帝国创造数千万两白银，享受生活花点钱怎么了吗?生财有道，家中有个不到百万的白银很过分吗?还有那个被人传出来要32个人抬的轿子，张居正坐这个不是为了在旅途中更好办公吗?变法事宜耽搁不得，张居正勤勉有什么错?况且张居正差点被开馆鞭尸，天下人看到其墓中随葬什么：一条玉带，一方砚台。说好的“看顾先生的后人”，张居正的功业难道不够万历皇帝善待其子孙，不够让万历皇帝不那么苛责其子孙吗?

总结

张居正以古代雄主贤君的标准去要求教导朱翊钧，谁能想到教出个三十年不上朝的怪胎，教出个明朝最不像样的皇帝。张居正变法，明朝本来会迎来第二春，没想到被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日益挥霍侈靡而不知遏止的万历皇帝推向更深的深渊。朱翊钧的也是能够理解的，就像一个叛逆少年，被压迫久了，当没人管时就放飞自我，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改不回来。

参考文献：《明史》《剑桥中国明代》《张居正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