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最德高望重的名士是谁？崔琰有何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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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琰出身清河崔氏，这一士族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北方最显赫的士族之一。作为山东望族，崔氏一向被列为一等大姓“崔卢王谢”之首。唐初官员修订氏族志，仍将崔氏列为第一，唐太宗看到了以后很生气，说：“崔氏早已衰微，既无显官，又无人才，凭什么列为第一?难道我李氏贵为天子，还比不上崔氏吗?”由此可见一斑。

东汉王朝的统治支柱是世家大族，世家大族与士族内涵并不相同。世家大族以政治身份为依托，但主要是落实在经济意义上，强调其家大业大，有大量田产，并控制大量依附农民。而士族是以政治经济力量为依托，但主要是落实在文化及社会身份上。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一个有了高官大宅的庶族，也同样被已经没落的士族看不起，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世家大族向士族的转化就发生在三国前后，并且主要是发生在曹魏势力内部。出身世家大族的崔琰的立身行事及遭遇也正展示了世家大族向士族开始形成与转化的艰苦历程。

世家大族与士族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区别，就是作为他们思想资源的经典是不同的，世家大族承汉代传统，以经学立身立家，持重守礼。而魏晋后的士族喜老庄，尚玄谈，以放达相标榜。而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过渡正是人物品评。崔琰执经学之末，而开品评之先，在思想史上也是一个过渡人物。

史载崔琰“年二十三，读《论语》、《韩诗》。至年二十九，乃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年轻时代是循经学之正途。但由于黄巾之乱起，未能竟学，中途而辍。及后，长于人物品评，比如对司马朗论司马懿曰：“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涿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消，皆公才也。”后林、礼、毓咸至鼎辅。

人物品评关注的是气质层次的个人，与经学所关注的春秋义理已经有根本不同。但崔琰仍是秉义理而言气质，显示其过度性。而就其性格来讲，既有持重守礼的一面，又有放达不羁的一面。其初仕袁绍时，还完全是经学儒生，见战争导致道路暴骨，即谏曰：“宜敕郡县俺骼埋胔，示憎怛之爱，追文王之仁。”一派腐儒气象。

及曹操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对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虽仍是言儒家义理，但已显示出个性的抗直。显示其一方面作为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在维护地方利益上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身份的展示，以这种义正词严的指责，显示名士在曹操这种地方军阀出身的庶族面前的精神优越性。在军阀混战的时代，世家大族不仅失去政治上的权势(谁武力强谁就是霸王)，而且在经济上也遭受严重破坏，他们要重新确立他们的身份，必须靠精神上优越性，崔琰的直言进谏正是这样一种努力。

越到暮年的崔琰，放达不羁越为明显。曹操称魏王，崔琰曾举荐过的一个人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崔琰说了一句“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崔琰说这句话的本义是很难考证了。三国志讲“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也只是陈寿的臆测。三国志中又称“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曹操也便是因这个原因杀了崔琰。有意思的是，曹操让狱吏暗示崔琰自己了断，没想到崔琰完全会错了意，照旧在狱中接待宾客，谈笑如常。当曹操又传来明确的旨意时，崔琰当即从狱卒手中接过钢刀，以一种比今人点一枝烟更潇洒自然的姿势，抹断了自己的脖子。

暮年的崔琰已完全是一个魏晋名士的形象，在曹操随意生杀的专制政权下，崔琰对现实的功名地位已看得很淡，要保持自己心灵优越感的信念却更强了。对于小人的诽谤和曹操的误解(其实误解根本就是一个借口，这一点崔琰心里肯定也很清楚)，崔琰不屑于解释，从容地面对死亡，肉体的死亡展示和映衬了精神的高傲与自由。

崔琰之后，才有了嵇康，才有了魏晋名士，才有了一代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