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真的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吗？真相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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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现在对翁同龢的评价有越来越低之嫌，不仅将甲午战败原因的很大一部分算在了他的头上，而且还升格为卖国贼一类，网上的愤子一堆，这个我觉得就很有点过分了。

这些观点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是拜现在的电视剧，无论是《走向共和》还是《台湾一八九五》，都将其放在李鸿章的对立面，而原来被斥为卖国贼的李鸿章，现在倒是获得了普遍的同情。

说实话，我是同情和佩服李鸿章的，作为一个“裱糊匠”，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能为大清王朝续命而作出的努力之大，李合肥绝对是第一人;而翁同龢在我的概念中，最多是一个“清流误国”，但若从学识或士林正气来看，他还是一个值得赞赏之人。

翁同龢与李鸿章，无疑是影响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其实，民间有一句很著名的对联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就是说，这两人都不是啥好东西。

以今人的角度去评价古人，是现在评价历史人物的通病，如果能够站在那个时代去审视这些人物，肯定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视角不同读出来的无论是李鸿章还是翁同龢，定会获得同情之感。

说翁同龢为何要将这李鸿章关联在一起?这是因为，二人在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阶段中的交集，被现在很多人认为不仅影响了时局，而且也直接引致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当然也成为后人评价的焦点。

不得不说，翁同龢在此是受了不少委屈的，当然，比起他的对手李鸿章身背的“卖国贼”之名，还是要轻了不少。

翁同龢，字叔平，号松禅，江苏常熟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咸丰年科举状元，历任户部和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职，又先后担任清同治和光绪两代帝师，年74岁逝世，追谥文恭。

他生在北京，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正宗的官宦人家，4岁回乡苦读，一路高歌，直到摘得人人钦羡的状元;入仕后多处供职，以学识名满天下，后被任命为帝师。

作为状元郎，他的学识那是相当高的，他多次又多地为考官，为大清朝选遴选了大仳的人才，另一方面也门生遍天下，故而后来被人称为的翁党之人也是多多。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势力觊觎我中华日盛，为强国计，在国内开展了洋务运动，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策，这些人除了“大清中兴四大名臣”之外，还包括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众多人物。

但是，洋务之路走得也是艰辛，因为办洋务首先需要的是大洋，没钱啥也干不成;于是，它的对立面，所谓“清流党”应运而生。

说它是党这是有点小问题的，因为这些人没有领袖、纲领等这些必备的组织要素，只是一帮观念相同者的松散群体而已，主要由翰林、科、道言官构成，而翰林帮是其主力，类似于党校进修班，但各地监察御史亦是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

翁同龢虽是帝师，但他却并不是清流的领袖人物，主要力量是张之洞、张佩纶和陈宝琛这几位是主力。

但洋务派和清流党有时也是难以分清的，如张佩纶，后来是李鸿章女婿，自是李党一枚;而张之洞办洋务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曾国藩和李鸿章也是翰林出身，所以，两者错综复杂，并不是简单能划分的。

洋务和清流实际上是同当时的后党和帝党紧密相关，在人们的印象中，办洋务者，都是一帮干实事之人，而清流则是一伙只知在一旁指责，属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帮闲，这个就不深究了，很是复杂，要说的只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翁同龢与李鸿章二人不和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缘由据说是因为李鸿章曾经惩罚了翁的亲属而结怨，所以，当翁同龢为户部尚书时，处处给李鸿章为难，不给他经费，以至于电视剧中，借北洋水师管带林永升之口说，他们已多年未添置一炮一舰。

将“私仇论”放大到甲午中日之战的格局中，就如同小报记者猜度秦皇汉武一般，实在是放不到桌面上来，翁同龢有自己的一定之规，李鸿章亦是不变应万变，岂是能将那私人恩怨来判定战争的走向。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这是他临终之时赋的一首诗，实在是伤心欲绝，但却又无法对人说;说也说不清楚，他不但像一条狗一般地被人抛弃，而且还身背种种恶名。

南宋之际，主张打的岳飞是英雄，主张和的秦桧是奸臣;而甲午之际，主张打的翁同龢是“误国”，主张和的李鸿章是“卖国”，在今天，可能说翁帝师“卖国”要比李中堂更甚。

“因私废公、睚眦必报、精于内斗、食古不化、贪名愚直，克扣北洋海军军费，直接导致甲午战败，台湾被割让”，在有些愤子口中，他就是一个清代的秦桧!

其实，在当时，不主张同日本开战之人，在朝堂上有话语权的，大概只有一个李鸿章了，他是个明白人，知道大清的国力财力军力是何种状况，也知道日本相应的情况，所以，他主张谈判解决问题。

然而，除此之外的所有人，包括慈禧和光绪，都是主张武力解决的;在国人眼中，日本乃蕞尔小国，不给它一点颜色看看，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这是全国之共识。

打输了，没有人说自己不对，怪李鸿章，怨翁同龢，杀卫汝贵，连早已自杀殉国的丁汝昌都不准下葬，独独没人自省一下，这一切都是无知和愚昧造成的，是长期狂妄自大，同世界进程脱轨的必然结果。

纵观翁同龢一生，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守旧派，尽管他推荐启用了康有为，似乎还有点革新的意思，然而，他的底色是儒家传统的观念，于西学，于洋务，都是完全的抵制态度。

这不能怪翁同龢，虽偶有几人“放眼看世界”，但整个国民的意识未开，天朝大国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才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才有义和团汹起，以及老佛爷一日之内同十一国开战的荒唐。

但是，历史对这样一位游离于世界主流之外的儒士，加载了太沉重的责任，他既管外事，又管内政，这些并非其所长，实在非他的能力所能够承担，尽管他清正廉洁、律己爱民、公忠体国，但这些都于时局无补。

他虽然被现在的官方誉为政治家，但他还是应该去做学问才好，于政治方面而言，其能力实在不是他的长项，难当大任。

我们四川老乡有一位叫费行简的曾评价过他的能力，“临事喜纳群言，而不能别其是非，持论不免两歧”，这个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在翁同龢处理事务，乃至一生处事的原则上，都呈现出着这样的一个特点。

作为一名士林领袖，翁同龢的私德是极好的，他一生不贪财，不好色，尤其是被大家赞颂的，在勘查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大刀阔斧，将包括封疆大吏在内的众多贪官污吏们斩于马下，他文章出众，诗赋书法及绘画之水平，都是冠绝一时。

不幸的是，他生在了一个风起云涌的动荡时代，完全超出了他所受教育的认知范畴，而他最后是弄得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后，抑或是守旧派还是维新派都不喜欢他，使其成为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

好在后来的朝廷还是觉得，对翁同龢的处置和评价有些过了，不然，何以会给他安了个“文恭”的谥号?

翁同龢肯定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也许，他天生就与政治无缘，朝堂上的勾心斗角，派系间的你死我活，岂是他这满脑子不合时务的观念能够应对?但是，可以想见，如果他身处太平时代，岂能不是一个正色立庙堂的君子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