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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迟恭和成济都当了主人的枪手,都以下犯上杀了主人的敌人。但是,两人的结果却截然相反。尉迟恭进了凌烟阁,成了开国大功臣。而成济却被夷灭三族。那么,为什么两人的结果这么不一样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
一、正当防卫与防卫不当。
尉迟恭当时杀李元吉是正当防卫。因为在玄武门政变的时候,首先是李元吉向李世民连射三箭。李世民没办法,只好回射一箭,没想到,这一箭“不小心”射到李建成身上,把李建成杀死了。然后李世民的战马受惊,李世民从马上摔下来,李元吉冲过来,用弓弦勒李世民,想把李世民勒死。在这种情况下,尉迟恭才射死了李元吉。可以说,尉迟恭虽然是以下犯上,但是他完全是正当防卫。
成济的情况不同。虽然曹髦确实是率领一队士兵向司马昭的府上冲去,并且已经冲到司马昭大门口。但是,曹髦并没有构成对司马昭的直接威胁,至少不是直接就会要司马昭的命。也就是说,成济虽然也是出于防卫才杀掉了曹髦。但是他明显是防卫不当。
正当防卫和防卫不当,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主子如何向天下人做出解释,如何给这个枪手开脱罪责的问题。李世民是很好给尉迟恭开脱的。毕竟如果那时候尉迟恭不出手,李元吉就很可能把李世民给杀死。但是司马昭是不好给成济开脱的。因为曹髦并没有对司马昭构成绝对的威胁。没有的情况下,就动手,怎么向天下人解释呢?
所以,司马昭不得不杀掉成济,而李世民完全可以把尉迟恭当功臣。
二、弑君与杀贼。
曹髦是皇帝。在古代,君王是有绝对权威的。就算君王残暴不仁,有什么重大的过错,也是不能杀的。杀了君王,就叫做弑君。这在整个古代,已经形成了公论。而且这也是整个古代皇权社会的价值基础。有个这个价值基础,整个皇权社会就能够保持稳定。没有这个价值基础,皇权社会就会出问题。所以,成济杀了皇帝,无论如何都是不能随便把他放过的。
尉迟恭杀李元吉不一样。李元吉并不是皇帝,他也就是一个一般的王爷。而且,因为李元吉反复“陷害谋杀”李世民,甚至直接向李世民射箭。这样一来,李元吉就不是什么王爷了,完全是“贼寇”。这一点,李世民在后来“修订”史书的时候,把它讲得很清楚。所以,尉迟恭杀李元吉,那就叫做杀贼。既然是杀贼,那就当然是功臣了。
三、揽责与推责。
两件事情发生以后,两个主人采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李世民是主动揽责。他并没有说尉迟恭杀得不对,而是说尉迟恭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自己被“贼寇”伤害而采取的行动。总之,李世民虽然并没有说,这件事是自己吩咐尉迟恭做的(他也不能这样说,毕竟李元吉是他的兄弟),但是他那样,相当于是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帮尉迟恭扛着。
而司马昭则极力推脱,说这件事自己不知情。自己当时在家里,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是成济自作主张干的事情。实际上,这件事是贾充怂恿成济干的,但是贾充不认账,司马昭也不追究,两人都一口咬定是成济自作主张,也就把责任推到成济头上,拿成济当垫背。总之,既然是成济自作主张干的,与自己无关,因此,就该对成济进行严肃处理。
四、成功与未成。
这个其实才是问题的关键。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最终是取得成功了的。既然成功了,李世民当皇帝了,基本上就不用考虑舆论的问题的,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因为谁要是敢再说三道四,谁就会掉脑袋。
对于李世民来说,需要关心的问题,只是后人怎么说的问题。所以,只需要把史书修改好就可以了。就算李世民也在乎当下人怎么说,也不用着急,慢慢来处理。通过“贞观之治”以后,应该说,天下的舆论,都对李世民有利了。
而曹髦攻打司马昭,是司马昭没有料到的,因为并不是他主动发动的政变。对于他来说,那时候篡夺曹魏的天下,时机还不成熟。因此,这时候把曹髦杀掉,就闯大祸了。既然闯了大祸,就要考虑舆论因素。所以,司马昭必须找一个人来垫背,以堵住悠悠之口。而成济就成了垫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