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都是变法失败 后人为什么对王安石和张居正评价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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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在文学上,他具有突出的成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除文学之外,王安石变法也是我们所熟知的,他变法的目的旨在改变背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然而他的变法不仅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反对,后人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同样是变法失败,明朝中期张居正的变法却赢得了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为什么呢?

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 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因此, 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 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 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 在制定改革方针, 应该孰先孰后时, 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 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 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 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 相继并兴, 号为新法, 颁行天下”。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 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 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 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 遭到百姓反对, 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 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 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 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 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 “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 安民之要, 惟在于核吏治”, 否则, 吏风不正, 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 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 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 正是吏治腐败所致, 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 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 而是先行改革吏治, 于万历元年 (1573年) 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 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 史称“自是, 一切不敢饰非, 政体为肃”, “虽万里外, 朝下而夕奉行。”由此, 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 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 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 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在古代要革旧图新, 同样要获得皇权的绝对支持。

熙宁元年 (1068年) , 王安石调入京师后, 主持变法。此时宋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 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 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 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 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同时, 宋神宗威力牵制王安石,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 以牵制和监视变法。

而明神宗即位时, 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 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 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任首辅后, 张居正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 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 而他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 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 这样, 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 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 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 张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 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

王安石在变法时, 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 特别对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 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王安石不积极争取反而是一律予以压制, 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 壮大了对立势力, 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 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可见,王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 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 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 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 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 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而张居正善于处理与同僚关系。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张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 一部分反对派的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 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不过在大权在握会有,张居正也对形势判断不清, 凡反对改革, 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 他一概贬斥不用,给后期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都是变法改革,宋朝的王安石不如明朝的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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