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北伐的时候，蒙古人为什么没反抗？
明朝的故事大家了解吗?今天知秀网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朱元璋绝对是能数得着厉害角色。
最厉害之处，出身草根，从开局一个碗，却跻身青云，在南京称帝。
然后凭借自己过人的智慧和驭下之术，建立享国近三百年的明朝。
就连毛泽东也对朱元璋赞不绝口：“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朱元璋从南到北，一路北伐，打下元大都，夺下燕云十六州，把元顺帝赶回了草原，完成汉族的再统一。
可以说，他重塑宋朝以来汉人的形象，一雪崖山海战之耻，挽回了汉族衰败的颓势。
不仅如此，他作为汉族君主，在治理少数民族这方面，也可圈可点。
相比起前朝元朝，明朝比较和睦的民族关系远远胜过元朝硝烟味的紧张相处。
那么，他是怎么在没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前提下，管好这一个个彪悍的民族呢?
走向灭亡的蒙元
“没有一点儿漏洞，透不出一点空气;没有一点儿声音，连耳语也不敢;没有文字的抗议，连诉说历史都是犯法;出远门要有通行证，每一个地方都是孤岛;没有消息，好的没有，坏的也没有。蒙古人的统治，整个就是一滩死海!没有风，没有浪，没有活动的生命，没有生命的动植物。整个的在腐烂在变质在发臭在不可阻挡地走向灭亡!”
这是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描述蒙古是怎么统治中国的。
确实，充满着血腥的元末，用这样的句子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元政府看来，蒙古人比别的民族地位更高。
此时的汉人不得持寸铁，保存弓矢;官员入仕“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甚至有“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想法，想将汉人赶去畜牧。
无助的汉人哭诉：“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奉使是元朝政府派去各地巡查的钦差大臣，他们本来应该是“黜陟幽明，问民疾苦”，却是个“脂韦贪浊，多非其人”的脑满肥肠模样。
他们搜扣民脂，勒索百姓，加剧了人民的痛苦。
正是元政府的暴行与汉人对元政府的反抗，让朱元璋初步了解了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也帮助他找到推翻元王朝及处理民族问题的合理方法。
先提刀再说礼
建立明朝初期，此时的明政府尚未完成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
北元蒙古贵族连连反击，不愿接受明朝招抚。
而暂居明辖地的蒙古人则忧心不已，深恐朱元璋也要采取民族歧视的政策。
朱元璋一开始在《北伐檄文》中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存纪，救济斯民”的旗号，其中杂糅了华夷之辩及大汉族主义，他确实注重军事上的征讨，力求“以威服之”。
但他也在《北伐檄文》中反映了自己彬彬有礼的一面：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他诫告将士在征战途中：“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违者“必罚无赦”。
他这种华夷同体、不分轩的的民族政策，消除了一些蒙古、色目人的抵抗、畏怯心理，缓和矛盾，为分化瓦解敌人政权、统一全国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赢得良好社会舆论，巩固新政权。
同时，朱元璋厚待元宗室。
洪武三年，左副将李文忠献上俘虏元顺帝嫡孙买的哩八剌和他的后妃们。
朱元璋却说：
“元人虽然出身夷狄，入主中原百年之内，也是生机旺盛，家给人足，朕祖上也享受了这份太平，虽然古有献俘之礼，我却是不忍对他们这么遭受磋磨，快让他们穿上本朝俗衣，赐汉族衣冠，来谢复我吧!”
对于暂居辖地的元人，他也没有卸磨杀驴。朱元璋厚赠礼、多擢用。
他对使臣说：“推诚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终变为仇”，对于现在归附的元人，他就应该妥善安置，恳切对待。
他尊重蒙古人的民俗习惯，“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又宣布元人“皆吾子”，让他们同汉人通婚，两方同意后自愿嫁娶。
相比起雄踞中原的元人，朱元璋注重的“以威服之”并没有起到更大作用。
相反，是朱元璋“以德怀人”的政策，给予北元贵族优待，使不少元宗戚将领归降，大大加速了北元势力衰败。
而朱元璋注意到这一点，也为他施展伟略管理南方少数民族积攒经验。
l “威德兼施”
在元朝，少数民族同汉族一起被视为“南人(第四等人)”，地位十分低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朱元璋以抗元为己任，派兵深入南方消灭敌对武装，借此招抚当地少数民族。
南方，在中国古代是南蛮之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在少数民族多居住的山区还有着天然瘴气。
这里的环境较为恶劣，民风也十分彪悍，宗族械斗层出不穷。若没有真正笼络好这些当地人，那么朱元璋进一步的管理全国将是一句空话。
那朱元璋是怎么做到的?
一个很好的原则：以实用为主。
这就说明朱元璋解决问题是动态的，依问题而定策略。
当时有人认为就该像对付元人那样，出兵征服，而朱元璋却认为：“以不治治之，何事以兵也?”，应当“扶之安静，谕之道理”。
因为南方少数民族与元人不一样，当时，元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如矛盾相向，不可调和，而南方则和汉人立场天然接近，自然不必用对付元人的方法对付南方。
在政治上，朱元璋总体上采用以夷治夷的土司制。
利用本地人治理本地的老方法，为朱元璋瓦解元统治，争取少数民族归附，加强对南方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他还考虑到土司割据的发展对中央集权的消极影响，在部分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除录用归附的元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头目担任土官外，他还在要塞设立卫所，驻扎军队，派遣流官，土流共治。
这种方法既稳定了少数民族个人当家作主的心，又加强了对地方的管辖，同时促进了双方交流。
当时，贵州都督马晔在彝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但是采取了过激的方法，他借事羞辱拷打当地土司奢香夫人，却导致彝族“怒，欲反”。
事态危急，朱元璋马上命水东土司刘淑贞“止之，助诉京师”，劝慰奢香。
奢香来朝控诉罪状，并表示“愿意开发边疆土地，世世代代保护边境。”
朱元璋对待这些土司，确实是做到了“扶之安静，待之诚意，谕之道理”，他也得到奢香夫人开边境，设九驿，输余粮的感激。
在经济上，朱元璋主张“因俗而治”，宽裕治民。
在山高水寒的西南地区，他体恤民情，宽减税额：贵州地区遭遇天灾，连年，朱元璋命宽减赋税，甚至免交，而且缴税也让缴纳当地土特产品，不增加人民负担。
在基础较差的广西、云南等地，兴修水利、修路设驿，做到“浚而广之，无复水患”“六十里为一驿”。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大量的驻军屯田，同时要求酋长们入京互市，传播了科学文化和生产工具，推动了当地经济、农业的巨大发展，也促进双方的交流，增进关系。
而比上文两方面更重要的是教育，相比起汉族士大夫常有的“夷狄禽兽，不可通教”的观点，朱元璋则认为少数民族同样能被教化，“能遵声教”。
朱元璋在全国郡县皆立学校。
当时广西的民族都归附于明，大臣建议将其迁入内地。
而朱元璋觉得这些人尚未知礼仪，应该在重兵镇守下对他们实行教育，让他们知道是非后，就不必劳民伤财地迁徙了。
朱元璋的教化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让土官子弟到京师国子监受训导;二是在少数民族聚集地设立儒学。
一时出现盛况：“庠声序音，重规叠矩”。
文教政策推动了少数民族教育的进步，也培养了人才，知礼仪的少数民族也规规矩矩地与汉民一起生活在同一片大地上。
华夷无间
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注重“威德兼施”，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优厚待遇来招抚，在两方发生冲突时，先招抚，不能达成目的后，再亮出爪牙。
这就是他具有仁厚思想，德治为主的民族政策。
这样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少民聚集地经济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也加快消除民族差异，为民族融合创造条件也为朱元璋统一全国。
将离开中国数百年之久，甚至建立政权的西南之地重新纳入了版图，并移民实边，成为中华版图的主体，其功不可没，否则我们今天去云南旅行都要办理护照。
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优秀解答，也为今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毕竟民族融合、消除差别才是国家安稳的长治久安之策，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