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是被誉为“读书种子”的大儒，为何最后会被朱棣灭十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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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犯罪，诛灭九族。这是封建社会最血腥残酷无情的制度。纵观世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唯有皇权家天下制定出这样令人谈之色变、骇人听闻的刑罚制度。

对这罪名追根溯源，始于秦始皇。秦始皇发明“族诛”的酷法，目的就是对罪犯家属斩草除根，防止日后复仇。先是“夷三族”，后代越来越酷，由三族、五族到九族——父三族、母三族、妻三族。

诛灭九族的残暴血腥与血海深仇，导致幸存者祖辈念念不忘地复仇报复的遗言、遗志、遗训、冤冤相报，这也是历代王朝改朝换代之际，皇亲国戚被屠戮殆尽的重要原因。

自暴秦后，因臣子们冒犯天威、忤逆龙鳞、妄猜圣意、进谏冲撞天子，一起起血雨腥风的诛灭九族案件，就不时发生在正大光明的宫殿中。

朱元璋建立朱明王朝后，以敏感多疑嗜杀成性著称于史，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篡位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竟然创造中华历史上株连最广唯一被“诛十族”的大案，杀历史上被誉为“读书种子”的大儒方孝孺，杀戮血腥可谓空前绝后。

方孝儒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早被誉为“读书种子”的大儒，744字的《明史·方孝孺传》中这样记载：“方孝孺，字希直，宁海人。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长从宋濂学，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孝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

方孝孺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六岁时即能作诗，人奇其才，十三岁善作文，千言立就，呼为“小韩子”。他每日读书超过一寸厚，且“日坐一室不出门庭，理趣会于心，虽钟鼓鸣、风雨作不觉也”。承学于著名学者宋濂。时宋濂门下，学子如云，如胡翰、苏伯衡诸生，悉为学界名流。孝孺一登门，则相形见绌，皆自愧不如。

方孝孺却轻视文学，常常把阐明王道、使天下达到太平作为自己的使命。宋濂亦器重方孝孺，曾以“百鸟中之孤凤”作比。

宋濂是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

方孝儒能被宋濂收为弟子，即证明他确有出众才干，宋濂收的学生中人才麾集，方孝儒又被誉为百鸟中凤凰，足见方孝儒确是杰出人物。

看看明史中朱元璋对方孝儒的评价：洪武十五年，以吴沉、揭枢荐，召见。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

洪武十五年，方孝孺因为吴沉、揭枢的推荐，被朱元璋召见。朱元璋欣赏他举止端庄严肃，对皇太子说：“这是一个品行端庄的人才，你应当一直用他到老。”随后按照礼节送他回家。

如果此时方孝儒深刻反思朱元璋杀父之仇，他的命运可能就不会是后来的惨烈至极。他的父亲方克勤，几年之前，刚刚死于朱元璋的“空印案”株连之中。据《中国通史》说，“洪武八年(1375)，有人诬陷方克勤私用仓中炭苇，方克勤因被流戍。翌年，空印案起，方克勤为吏所诬，遭诛”。

所谓“空印案”，是指明洪武年间因空白盖印文书而引发的一起著名案件，被称为明洪武年间的四大案件之一，受牵连人数，有说上万人(如吴晗)，亦有说数百者(如翦伯赞“空印狱起官吏下狱者数百人”)。 方孝儒的父亲方克勤之在济宁为官，老百姓争颂其德。

然而，这位一位清官能吏，居然因为小人的几句诬陷之词，就被朱元璋罢官流放了。第二年，“空印案”发，已不在任的方克勤亦受追究，不问青红皂白被朱元璋抓回来杀掉了。

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清官能吏，却被朱元璋莫名错杀，像方孝孺这样的聪慧之人，难道看不出暴君嗜杀的本性?熟读史书过目不忘的神童，岂能不明白伴君如伴虎的至理?

我的理解，中国史上有名的士大夫，虽饱读子经诗书，满腹经纶指点江山，但其过于浸染儒学之士的迂腐和固执也非常明显。方孝儒事例又一次做了明证。

朱元璋对方孝儒的这段评价，决定了方孝儒一生的命运。他先是出任建文帝朱允炆的师傅。朱允炆继位后，方孝儒先担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提升做侍讲学士，国家重大的政事皇帝常常向他询问。

明史说：“凡国家大事，(建文帝)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朝廷讨论事情，官员们难以作出决定时，有时皇帝就让方孝孺在自己的坐位前拟写批复。当时编纂《太祖实录》和《类要》等书，方孝孺都担任负责人。

至此，方孝儒总理朝政大小事务，在年轻幼稚的建文皇帝当政四年中，比皇帝大二十岁的方孝孺充当着师傅和父亲的角色。年轻的皇帝对这个学识渊博、人品出众、相貌端庄的大臣寄予了无限的信任，对他言听计从。

而深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儒，也对这个年少聪明、好学仁厚、孤立无助的皇帝充满着慈父一般的怜爱和赤诚的忠心。

这短短的四年，是沉寂半生的方孝孺人生最为辉煌的四年。

一个年少仁厚软弱的皇帝，和一个动辄子曰诗云的大儒治理这个国家，接下来的事，熟知历史的你我都清楚，马上打天下两次率师北征，曾招降蒙古乃儿不花，并曾生擒北元大将索林帖木儿威震北方的燕王朱棣，已在皇族众藩王中威名赫赫，虎视眈眈。

文弱皇帝和饱儒书生岂能不知弱干强枝是治国之大忌，“削藩”之策实乃无奈之举。燕王朱棣以为国“靖难”，“清君侧”为名出兵讨伐。叔侄反目成仇。

朱棣“靖难”之时，方孝孺自然愤慨，“诏檄皆出其手”。以他之文字功夫，是倚马可待文采飞扬。

如果方孝儒不是迂腐和固执，清醒面对现实，平叛策略得当;如果建文帝不对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历史或可改写，这样君臣结合的历史注定是悲剧。

从平叛一开始，建文帝和方孝儒就战略失策，战术失误，儒家理学之士大夫遇事多犹豫寡断的一面，暴露无遗。

请看这对君臣是如何平叛的，燕王反叛之时，建文帝以及方孝孺等人，并没有将朱棣放在眼里，他们以为燕王一隅之兵，要翻天是件天大的难事。善良仁慈的朱允炆甚至还给将士授了一道奇特的口谕：不准任何人伤害他的叔父朱棣，以免让他担上杀叔父的罪名。

正是有这道口谕，燕王朱棣在四年的“靖难之役”中，才敢于亲冒矢石箭雨，在两军阵前纵横驰骋而毫发不损。

二是方孝孺向建文帝推荐了平叛的统帅，他的好友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正是这个哪头炕热向哪头爬的贰臣，打了败仗不说，又打开金川门迎贼。

在此之前，已有人向建文帝报告说李景隆有异样，但“帝雅信孝孺，遂不复疑，坐成开门之变，盖不免于误国云”(明姜清《姜氏秘史》)。

等到最终方孝孺如梦初醒，强烈要求建文帝杀李景隆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三是朱棣军渡过长江，南京危在旦夕之时，方孝孺又献上一个最可恨迂腐的招儿。

其时，“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立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眼看京城不保，有人劝说建文帝暂避，毕竟，大半个中国，仍在建文帝控制之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可是，方孝孺力主守城，以待援兵。他甚至说：“即事不济，当死社稷”，居然要让皇帝以死酬志，可见迂腐之极。

在朱棣步步紧逼京城，皇师平叛败绩连连的四年中，朱允炆和方孝孺君臣俩岂止是决策失误，他们居然还在九重之内整日里研究如何复古改制。改承天门为韦皋门，前门为辂门，端门为应门，午门为端门，谨身殿为正心殿，自己的侍讲学士改为文学博士。他们还计划恢复先秦的井田制。

朱允炆和他熟读经书、文章华美而毫无治国韬略的方孝儒竟束手无策，先是江防大将陈碹以战舰率先投降，李景隆打开了城门，眼睁睁看着城墙被破，皇宫火起。

朱允炆亲手杀掉私通燕王的徐达之子徐增寿(朱棣的内兄)后不知所终，留下千载疑案。

书生误君误国又一次应验了。

事以至此，如果方孝孺稍有清醒顿悟，他的悲惨下场或许还不是史上那样。因为南京城破，誓言“死社稷”的他还面临三种选择：

一是进宫护卫皇帝，生死与共;二是投笔持剑，战死;三是自杀殉国。

建文朝众大臣们纷纷效忠杀身成仁，御史魏冕、大理寺丞邹瑾在宫中起火后自杀，给事中龚泰先捕后放仍自杀，江西副使程本立自缢，翰林周是修自缢……众大臣们均身死报国，保全宗族。

除自杀的以外，还有四百六十三人逃亡。

但誓言“事不济，死社稷”的方孝儒愣是违背旦旦信誓，乖乖束手就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朱棣夺位后，曾力劝建文帝“当死社稷”的方孝孺。虽就擒，但朱棣并没有杀他。因为在朱棣发兵攻打京城前，他的重要谋士姚广孝曾跪求朱棣：“城池攻克这一天，方孝孺一定不会投降，希望你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风气就会断绝。”朱棣答应了。

毕竟方孝儒作为有明一代天下无双的大儒，他朱棣再残暴，还是有所顾忌的。于是，朱棣要拟即位诏书，遂命人将方从狱中召来。

方孝孺身穿孝服，在大殿上痛哭不止，声彻殿庭。朱棣也颇为感动，走下殿来善意的对他说：“先生不要这样，其实我只是效法周公辅弼成王来了。”

方反问：“成王安在?”

朱答：“已自焚。”

方问：“何不立成王之子?”

朱道：“国赖长君。”

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

朱已经不耐烦，道：“此朕家事!”并让人把笔给方孝孺，说：“此事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挥笔写下了几个大字：“燕王篡位。”写完后，就将笔扔到地上，且哭且骂：“死即死，诏不可草。”

成祖暗压怒火说：“即死，独不顾九族乎?”

方孝孺用更大的声音答道：“便十族奈我何!”

朱棣彻底绝望，并愤怒了。史书对朱棣之凶残，多有表述。朱棣恨方孝孺嘴硬，叫人将其嘴角割开，撕至耳根。孝孺血涕纵横，仍喷血痛骂。

朱棣最残忍的一招，就是将方孝孺亲朋好友捉来，当其面一一杀戮。方孝孺强忍悲痛，然始终不屈。特别是其胞弟方孝友临刑时，方孝孺泪如雨下。方孝友显然也是一位骨鲠之士，从容吟诗一首：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

方孝孺亦作绝命诗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见方如此一条道走到黑，朱棣也横下一条心：“你不是拿十族要挟朕吗?想快点死吗?休想，必须灭你十族!”把方孝孺的朋友门生也列作一族，连同宗族合为“十族”，将逮捕的方氏族人和朋友都一一送到方孝孺的面前，让他看着千刀万剐，一共杀了七天，总计873人。

方孝孺的学生朋友亦受牵连，另有入狱及充军流放者达数千人。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的株连大案就此发生。

退一步说，此时方孝儒在暴君的面前大哭、怒骂，杀身成仁践行自己曾立下的誓言，大丈夫顶天立地，一人做事一人当，别连累家人族人，史上他的形象也许更令人赞叹、敬佩。但他却丝毫没这样想，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句紧跟一句激怒朱棣，朱棣说九族，他硬是平添一族，把无辜家族朋友同乡给搭进去，其行为不也是残忍得令人发指吗?当然朱棣残暴不可不令人愤恨。

明朝的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就指责方孝孺：“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方孝孺是最后一个死的。八百多人杀完，才轮到方孝孺。朱棣命人用刀剁方孝孺的嘴，把嘴巴割到耳朵处，方仍喷血痛斥。

方孝儒唯一庆幸的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子女临刑。史书说：“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他们自知躲不过，纷纷自杀了。

方孝儒被凌迟处死，其骨骸亦被拆散、扬弃，没有人敢收。方孝孺的著作从此也被列为禁书，永乐年间凡藏书者皆为死罪。

方孝孺案，明仁宗时有所松动，诏曰：“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明神宗时才彻底平反，这已是一百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方孝孺被朱棣用世界上最残酷的死法杀死，几百年来，后人对方孝孺的评价是极高的。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称其“天地正气”;黄宗羲说他是“有明诸儒之首”;胡适说他是“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则说他“骨鲠千秋”。

观方孝孺一生，其可敬可叹之处甚多，他为提携自己且言听计从的建文皇帝殉死，个人宁死不屈、保全气节的行为固然令人感慨，但他为何执意拿“十族”来激怒朱棣，把八百多姓方的、不姓方的，和方有血缘关系、没血缘关系，甚至连面都没见过的人全部株连，而且眉头都不皱一下，面临最惨绝人寰的场面，史载他“镇定自若，不为所动。”

今天读来，他这种主观上执意拉上众多亲朋好友为自己殉葬，其顽固不化的铁石心肠、迂腐精神、行为能令人敬佩、感叹吗?我想每个读者都会得出自已的臧否答案。

清初反儒最激烈的颜习斋对此曾痛切地说：“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者，此岂男子态乎?”宋、明理学家重文轻武，从而给国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方孝孺就是这样的人，他开了一个坏头，在他以后的有明一代，有许多大臣小吏为了博得清名，在一些无关民生疾苦朝廷内外要事的小事上，故意激怒智商昏庸的皇上，重者杀头，轻者脱光裤子梃杖，血肉淋漓，斯文扫地，但赢得了骨鲠之士的美名。皇帝和官僚集团经常处于冷战状态，朝政怠惰，中枢失灵，到了万历、崇祯朝时，内乱外患一齐爆发，有着近三百年的明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

永乐初年，朱棣为清除建文余党，对曾经反对他的人以及建文朝不肯与自己合作的大臣们进行疯狂的报复，进行了一次血雨腥风大清洗，残忍至极，发明了血腥的“瓜蔓抄”(因残酷诛戮，妄引株连，如瓜蔓之伸延，故取其名)“诛十族”刑罚。其血腥残酷恐怖气氛至今读来还让人不寒而栗。

建文帝的主要谋士黄子澄和齐泰都被“族诛”。朱棣对抵抗最为坚决的铁铉恨之入骨，命人割下了他的耳鼻，又砍碎他的身体。

更令人切齿的是，朱棣对朱元璋的发明的残酷刑罚有过之而不及，他对这些建文朝忠臣有的施以剥皮，有的施以油炸，死得花样别出而又痛苦万状。

即使如此，朱棣仍是难以消解心头之恨，他还发明阴毒一招，就是将这些“奸恶”的妻子、女儿、姐姐、妹妹，总之一切女性亲属，包括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在内，一律罚做官妓。下令不许这些奸恶者的女眷坐在妓院里当坐商，而是送到兵营去“转营奸宿”，就是一个军营接一个军营地巡回，以便能有尽量多的男人凌辱她们。

史料上记载：“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妹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圣旨：由他，不得到长大便是个淫贼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女，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朱棣的这两个圣旨，其阴损令人胆寒：每夜令二十多条汉子奸宿一个家破人亡的苦命妇人，一旦死了，则抬去喂狗;才三岁的女孩子，就决定她长大了“便是个淫贼材儿”。

朱棣和方孝儒，一个创下了史上最惨绝人寰株连杀戮大案，一个创下了被“灭十族”也决不屈服骇人听闻的行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今读这段史实，窃认为还有两个教训值得警示后人：靠屠戳高压来维持家天下的皇权观必须彻底摒弃，极度愚忠观不能在荼毒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