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是唐朝初年一次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魏征本来是李建成的第一谋士。而且还曾经多次劝说李建成,要想办法建立战功,要把李世民手中的兵权夺过来。只有把李世民手中的兵权夺过来,才会真正强大,才会真正打败李世民。
可是玄武门政变之后,魏征却投奔了李世民,积极地为李世民的政权效劳。并且在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贞观之治”之所以在历史上那么出名,不是因为“贞观之治”让唐朝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怎样的发展,而是李世民与魏征这一对君臣,关于“进谏”和“纳谏”的故事,让封建时代的政治体制,达到了一个十分开明和亮丽的高度。可以说,魏征对“贞观之治”这一盛世蓝图的创造,起码贡献了一半的力量。
我们知道,古代是最讲究忠诚的。“忠孝”二字是人的立身之本。如果某个人违背了“忠孝”这两个字,也就没办法在社会上立足了。可是为什么,魏征明显违背了这一点,他依然能够在社会上立足,而且千古扬名呢?
有人可能会说,这怪不得魏征,因为“玄武门政变”之后,是李世民去把魏征找来,要任命他为官员的。
不过,就算是李世民去把他找来的,他也应该像方孝孺那样啊。方孝孺并非朱允炆的第一谋士,他尚且那样忠诚于朱允炆。魏征作为第一谋士,他为什么却不忠诚呢?
有人可能又会说,因为“玄武门政变”是李世民家里的事情,是他们的内部斗争。魏征没有必要去趟这趟浑水。
这话看起来有道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错误隐蔽性。在古代家天下的社会,皇家就是天下,皇家的事就是国家的事,就是天下的事。并不存在李家内部争斗的问题。否则的话,“玄武门政变”这样的事情也发生不了了。
后世“靖难之役”后,朱棣就曾经用这样的话回答方孝孺。说这是咱们家里的家事,你就不要掺和了。当时方孝孺就批驳他说,这是天下事,得天下人来管,怎么可能是你朱家的家事!
也就是说,实际上不管找什么理由,只要魏征背叛了李建成,似乎他就是“大节有亏”。
然而实际上,历史不是这样评价魏征的。历史对魏征基本上都是正面评价,就算有负面评价,也没人说魏征“大节有亏”这一点。
魏征为什么会这么幸运呢?
我认为,之所以没人说魏征“大节有亏”,有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魏征在投奔了李世民之后,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就是做一个“直臣”。
所谓“直臣”,就是敢于直截了当说出君王不是,直截了当地给君王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这样的“直臣”,首先是忠臣,同时是一种比忠臣人格更高尚,更值得赞扬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古代是皇权社会,皇权社会中,皇帝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是不容有任何一点冒犯的。所以,古代的大臣,要想活命,乃至于要想升官,就必须要服从皇帝。要揣摩皇帝的心思,迎合他,投其所好。
这样做的人,大抵是奸臣。因为皇帝都是有私欲的,迎合皇帝就是迎合他的私欲,也就是伤害国家伤害老百姓,所以这样的人就会成为奸臣。
不过也不绝对,也有迎合皇帝而成为忠臣的。当然这必须要皇帝是一个开明的皇帝。但是这样的皇帝毕竟不多,所以迎合皇帝的大臣,当奸臣的就比较多。
如果要想当忠臣,就绝对不能迎合皇帝。但是不迎合皇帝,肯定就无法升官,很可能还会死掉。因此有些忠臣会采用比较委婉的方式。或者说“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方式。
但是直臣不一样。直臣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也不糊涂。
比如有一次,魏征去向李世民汇报工作的时候,李世民正在玩鸟。害怕魏征说他,就把鸟儿藏了在怀里。魏征明知道鸟儿不能在怀里藏太多的时间,偏偏说个不停。以至于后来魏征出去,李世民把鸟儿掏出来的时候,鸟儿已经被闷死了。
这就是魏征,连小事也绝不糊涂。这也是所有直臣的做派。
应该说,魏征也是幸运,他恰好遇到了李世民。如果遇到别的君王,肯定早就被贬谪,乃至于被处死了。
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因为魏征选择了做一个古代社会里最难做到的“直臣”的角色,因此,才给人一种感觉,他并没有顺从李世民,因而他才得到了后世的普遍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