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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李自成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到天子脚下,义军将偌大的北京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屋漏偏逢连夜雨,大明王朝最后的守备力量——二十万禁军遭逢瘟疫,所以,超过九成的士兵丧失战斗力,能登上城墙与闯军作战者仅剩六千余众。
明代京城城墙的长度约为十四公里,即便将所有可战之兵抽调到城墙上,也只能每五十步安插一名守军。这样稀疏的防线,想要挡住气势汹汹的农民军无疑是痴人说梦。当农民军突破外城,与明军展开巷战之时,意识到大势已去的朱由检带着十几个太监离开紫禁城,想要从齐化门处逃出生天。
然而,守军哪里认识大明天子?他们以为崇祯是迎接闯贼的内应,一通乱箭将皇帝太监赶了回去。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带人跑到了安定门。虽说,安定门的守军已撤防,但门闩却被牢牢闭死,仅凭十几名太监根本无法打开沉重的门闩,太监以利斧亦无法劈开。
正是这根要命的门闩,成了大明王朝的休止符。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重返皇宫,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时天色将明,崇祯帝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
于是,崇祯帝说道:
“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朕在位十有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致虏陷内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
—— 《甲申纪闻·崇祯遗诏》
说完,崇祯帝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
几天之后,农民军杀入内城,在紫禁城中大肆搜索,未曾发现前朝皇帝的踪影。三天以后,才有人在景山找到一具披头散发的尸体,尸体的左臂写着“天子”的字样。闯王抓来几个从宫里逃跑的太监,让他们辨认尸体的身份。经这些太监的辨认,此尸体正是崇祯皇帝无疑。
之后,大顺军将崇祯帝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示众,“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当地平民又将他合葬在田贵妃墓中。清军入关后,将他移葬思陵。也因此,现代人在讨论崇祯结局时,大多沿用了这一说法。
然而,一些史学家却对此持有不同观点。例如,俞平伯先生认为,崇祯死在了管园人的屋子里,且死前留下了一份感人至深的血书,要求李自成不要伤害京城里无辜的百姓;黄云眉先生则认为,朱由检的确是吊死的,可他并没有死在煤山上,而是北海公园里。
“巍巍万岁山,密密接烟树;
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处。”
清人如猫哭耗子一般的悼诗,给我们留下了两大疑团。
首先,北海公园中亦有一座“万岁山”,难道此诗是在暗指朱由检死于北海公园?
其次,这里的“不知处”代表着什么?难道崇祯自尽的遗址未在煤山?
至于后人寻访了崇祯上吊自尽的原址,并指明了挂着白绫的老歪脖子树,甚至,将这棵无辜的植物称作“罪槐”,这实属满清统治者为笼络汉臣、汉民之心做出的面子工程。且看清军打着替先帝复仇的幌子南下入关,若不装模作样地替崇祯“打抱不平”。不过,满清统治者的面子工程显然做得不够充分,虽然,找到了杀害崇祯的“凶手”——“罪槐”,却没想着在此处立碑。
1931年,故宫博物馆于煤山立了一座名为“明思宗殉国处”的石碑,沈尹默先生亲自为崇祯撰写碑文。由于,当时的中日关系已极其紧张,抗战一触即发,所以,志向高洁的沈尹默先生特地在“明”字的“日”字旁中加入一横,写作“目”字旁,以此来抒发对日寇之不满。在解放后的一段特殊时期里,该石碑被红卫兵破坏,被拉到北京少年宫(景山寿皇殿)填井盖。
当时,亦有一种说法称崇祯皇帝死于寿皇殿。
在留存下来的一些老照片中,我们或可看出崇祯死亡事件中存在的端倪。清人所指的“罪槐”绝非崇祯时期留存下来的原树,因为1931年距离朱由检自尽已过了二百八十余年。在老相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棵“罪槐”的树围仅有一尺,自不可能是树龄超过两百年的老树。六十年代,这棵槐树寿终正寝,并于1971年被砍伐。
十年后,故宫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原处栽种了一棵小树。然而,由小树来充当“罪槐”显然有些不妥,是以1996年景山公园又从路边寻觅了一棵树龄超过百年的老歪脖子树,算是基本还原了当年的情景。不过,虽这棵老歪脖子树与崇祯上吊的那棵树相仿,但毕竟已不是原树,只是为渲染气氛而移植的“罪槐”罢了。
显然,崇祯帝自缢于煤山的说法,有太多扑朔迷离之处。清人指认的“崇祯自缢处”,多半只起到了象征作用,让后人有个寄托哀思的所在罢了。
参考资料:
【《明史·卷二十三·本纪第二十三》、《崇祯殉难地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