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唐朝四大名相,他们在职了多少年?

唐玄宗总共在位四十五年,这近半个世纪不光在唐朝数一数二,就是放眼整个中华历史的长河,开元天宝的魅力也数一数二。

都知道,真正繁荣的时期不可能由皇帝一个人包打天下,开元盛世的出现主要还是依靠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号称四大名相,可实际上他们都不是出自李旦和李隆基发掘,以这四个人的资历,全是武周时期就涌现出来,甚至像张说还是武则天科举选拔的人才,还受过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提携。

像姚崇,在武周圣历元年(698)就开始担任宰相,十来年后睿宗李旦复位再次出山,从兵部尚书到中书令,睿宗时已经成为重臣,与宋璟搭档默契。而宋璟小姚崇十二岁,也在高宗李治时就出任过监察御史。睿宗复位以后,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之一,太平公主得势时被贬为楚州刺史。开元初,宋璟先为广州都督,几年后回到长安接替姚崇。他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史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宋璟一直到开元十七年(729)以右丞相退休,算是很受皇帝敬重的元老大臣。

姚崇宋璟功绩赫赫,历来都被推许为玄宗励精图治,善于提拔这一对好搭档。可很少有人会注意,既然李隆基用人得力,宋璟为什么还会忽然替代姚崇,而不是两人继续双剑合璧?

从睿宗复位到玄宗继位,姚崇为李隆基登位顺利居功最大。当然这是从朝廷角度说,姚崇是属于核心大臣,也一直力保李隆基的太子地位(从李隆基自己东宫团队,一般认为贡献最大的是刘幽求)。开元前四年,清除多余冗职,兴利除弊:如裁汰佛寺的举动受到争议,当时俗者多达万余人,这是因为姚崇重视农业,鼓励更多人力从事生产,作为宰相以兴农为本,也可以算是非常尽职尽责。

为何姚崇会如此?开元四年(716),发生一场历史上有名的蝗虫灾害。本来发起在今天山东境内,后来扩散到河北、河南,民间百姓无知无识,认为蝗虫不能捕杀,个别乡村还认为这是“奇观”,居然有人还焚香祷告膜拜,所以导致虫灾不断蔓延。

姚崇处在中书令位上,选择用火把、火堆焚烧驱赶,挖坑掩埋,还让御史到民间指挥教导百姓灭虫。引发朝野议论纷纷,姚崇劝皇帝坚定意志,他是一个有魄力的宰相,又是几朝元老,李隆基不得不敬重,尤其姚崇在一些问题上敢于反驳李隆基,好比朝廷调整一些官职任用,对于一些事情处理意见,姚崇多次劝皇帝放手不管,建议把下层官员的任用权限交给宰相。李隆基尽管要给姚崇面子,但实际是非常让皇帝焦虑的事情。

纪念姚崇的祠堂

由于姚崇地位功劳很大,本来没有办法轻易挪开姚崇,凑巧他的儿子姚彝、姚异很贪婪,仗着姚崇袒护,渐渐有官员反映姚崇纵容儿子。有一点很奇怪,史书留下名字的三个儿子读音都一样——姚彝、姚异还有一个姚弈,就连姚崇的父亲也是姚懿,他们一家人像是和yi这个音杠上了。

例如史书指明张说与姚崇关系不和睦,互相都看不惯。据说张说在姚崇为相期间,为了保住官位走岐王李范的门路。姚崇在一次退朝后借口有足疾暗示皇帝:“岐王是陛下爱弟,张说是朝中辅臣,他秘密出入岐王家中,恐怕岐王要为张说所误,所以我很担忧。”唐玄宗将张说贬到相州,还有刘幽求、钟绍京等一干当初参与过支持李隆基秘密行动的全被驱逐。姚崇为了肃清功臣干扰朝局,可谓费尽心机,就连自己最早举荐的宰相之一魏知古,也被借故调到东都洛阳。

姚崇胆敢如此魄力,除了能力之外,自然还有性格因素。姚崇出身武将世家,以史书所记,他们姚家来自南朝,先祖姚纲、姚宣业为陈国征东将军。曾祖姚安仁为隋朝青州、汾州二州刺史,祖父姚祥为怀州长史兼检校函谷关都尉,父亲姚懿在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的洛阳之战中,劝说陕州(姚家从江南故乡吴兴迁居中原陕州,今河南陕县)将领投靠了唐朝,获得李渊和李世民的嘉奖。

姚崇虽然是文职官员,毕竟身上流淌的是武人世家的血脉,据说姚崇从小也练过武艺,还经常打猎,足见其个性。所以玄宗继位还没有正式任命人选,他就敢于向皇帝抛出所谓“十事书”,李隆基大吃一惊,上面说的全是宰相的见识,这个位子他是志在必得啊。

如此种种可以想见,为什么才短短几年,姚崇为皇帝大刀阔斧整顿局面,开辟盛世之风气,可也树立不少对他不满的对头,加上自身做事颇有瑕疵,最终就被宋璟替换。

和姚崇不对路的张说,小姚崇十八岁,小宋璟也有六岁。他在武后、中宗时虽没有做到宰相,但社会名声却很高。尤其张说不受张易之兄弟收买,面对武后责问,甘愿受贬也不肯陷害魏元忠的一腔正直,很受朝野欣赏,这一点早被李旦记在心里。

睿宗复位以后,就让张说到太子李隆基身边当侍读,同时加拜为宰相,负责修史。因为有服务东宫这层背景,张说在推动李隆基监国,睿宗退位的环节起到重要一步。太平公主当时得势,李隆基为了稳定大局不得不让姚崇主事,但同时心里也有意让张说为宰相,所以成了姚崇的眼中钉,多番被排挤,两人的恩怨来自于此。

苏颋与姚崇搭档,张说并不甘心,抬出与苏颋父亲苏瑰(苏家是西魏名臣苏绰、苏威后人,也是拥戴李旦的重要大臣)的关系,打动苏颋向皇帝吹风,从荆州调到幽州,张说在边事方面反而立功,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入宰相行列。

开元九年到十年,张说负责了一件大事,再一次迁居大量边民安置,一次就迁徙降户五万多人,可见《旧唐书·张说传》。唐朝前期边疆有镇兵六十多万,张说以“时无强寇,不假师众”为由奏请裁二十万人,让他们回乡种地。原本也是重视农业经济,也为大批军卒能够还乡返家做一件大好事,没想到这反而成为天宝以后出现危机的一大根源。

唐玄宗画像

开元十一年(723),张说回长安拜为中书令,可时间也不长。总的来说,张说与姚崇的不和,可能问题在于他们有些方面很相似,两人和同僚关系都不大和睦。《资治通鉴》记载,崔隐甫、宇文融和御史中丞李林甫后来一起指张说勾引术士占星、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皇帝命源乾曜与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珪等在御史台审讯,结果大多属实。

张说的哥哥张光来宫中向玄宗鸣冤,皇帝感念张说毕竟是东宫旧人,让高力士去探视,最后只罢免中书令,让张说在集贤院负责修史编书,到开元十五年退休。几年后病重时,玄宗每天派人去看望,还亲自给张说写药方,开元十九年(731)病故,年六十四,玄宗亲自写神道碑予以纪念,可见和张说的关系。

张九龄是四大名相最小的一个,比张说还小四岁。其实也在武周长安二年就登进士第,起初到秘书省任校书郎,几年里无所作为。睿宗复位,李隆基为太子,才启用张九龄为右拾遗,姚崇为相对他的谏言不感兴趣,例如希望宰相可以“远谄躁,进纯厚”。开元四年,张九龄被赶出朝廷,在回岭南途中过大庾岭,深感交通不便,严重影响岭南与内地来往,请示朝廷开辟道路。

这一建议得到朝廷批准,他趁冬季农闲时征集民夫,亲自到现场踏勘,指挥开路施工。大庾岭并非完全没有道路,但这一条驿道全长十几公里,从岭南的韶州通往赣州,路宽5-7米,路两旁遍植松树。路修成之后,唐代广州港口聚集的海外商贸物资就可通往内地,南方海上丝路的交通就此达成,张九龄专门撰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

张说一度在外放为官时就看过张九龄的诗文,非常欣赏,回长安出任中书令以后就提升张九龄为中书舍人。开元十四年,张说被宇文融、李林甫等参劾,张九龄也受牵连改任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五年后才再回京师,擢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

这时,张九龄开始奉旨代撰敕文,几乎信手拈来,深受皇帝倚重。在张九龄的文集中,代皇帝起草敕文多达114篇。开元二十年(732),当时五十五岁,张九龄已经开始申请退休。但皇帝离不开他,根本不放,只把他弟弟张九皋、张九章就近家乡封官以便照顾老母。

张九龄算是开元时代最后一个贤相,但和几个前辈一样,同样时间并不长,三年后,虽然张九龄还在位,牛仙客通过李林甫的举荐开始“知政事”,皇帝已经对张九龄的谏言不耐烦,开始让其他人分担张九龄的工作。

开元时期的唐朝有多么繁荣昌盛已经无需笔者一一多言,就像托老的一句俗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好的历史阶段原因总体都有一些共同点。但是某个历史时期出了问题,却往往不是归纳两句皇帝任用小人坏人,昏庸无能可以概括,尤其像唐玄宗李隆基这样明明是一个非常聪明、才华出众的皇帝,如何会变得那么糟糕?更不能简单归为这种情况。

事实上开元盛世之中已经存在一些问题。皇帝骄矜自满,好大喜功的心态已经伴随繁荣强盛显得很突出。张九龄出任宰相,多次希望以“王道”替代“霸道”,提醒皇帝居安思危,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整肃吏治,选贤择能,主要用意自然是竭力维护“开元盛世”。

但当时武惠妃设计要图谋太子李瑛(为东宫妃子赵氏所生),命宫中官奴游说张九龄,他为此据理抗争,用历史上骊姬、江充、贾南风与独孤皇后等故事劝谏玄宗,皇帝一时没有采取行动,不久张九龄被一个举荐大臣不当的名义调去荆州,三年后病故,这时已经是开元二十八年,大唐盛世渐渐快到尾声。

开元时期的确以四大名相的功绩最为显著,也各自有所长与用处,一起推动了开元盛世局面,总体来说,姚崇宋璟打下农本基础,同时提倡法治,整肃吏治;张说和张九龄相对在文治方面更有成绩,同时张说调整军事制度,而张九龄后来在贯彻儒家宽仁思想方面做了努力。

影视剧中武惠妃形象

正如笔者所提示,事实上他们四人实际负责都只有短短数年,以开元盛世的二十多年里,李隆基确立的宰相班底,并不只重用他们四人,其他宰相同样也不少。

如果仔细观察,真正在宰相位上比较稳定的反而不是四大名相,相对冷门的是源乾曜(源氏不是汉人,而是鲜卑改的汉姓,以《宰相世系表》指,由南凉国主秃发氏投奔北魏,因秃发和拓跋是同源,所以拓跋改元氏,而秃发就改为源氏),也是进士出身。

睿宗景云和玄宗开元初期,源乾曜做姚崇属下,一度出任京兆尹,把京畿地区治理的很好,然后提拔为宰相。从开元八年到开元十七年,因他办事得当,开启宰相享有封邑的先例,可见源乾曜在玄宗眼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源乾曜出身鲜卑士族,在一些研究者眼中代表北朝以来的关陇勋贵,好比他的儿子源洁与号称宗室出身的李林甫关系就很密切。

另外,苏颋本就是睿宗宰相苏瑰的儿子,又有极好的文才。姚崇被撤下以后,苏颋接着与宋璟搭档,为维系开元盛世尽过一份力量。从开元四年到九年,他任宰相四年多,之后调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巡视巴蜀各地,做了许多推动西南发展的实事,由于家世显赫,他袭爵许国公,在文才方面也与张说并称,号称燕许手笔。

还有张嘉贞是过渡阶段的宰相。张嘉贞也是武后时明经科出身,武则天亲自面试过的人才,提拔为监察御史。玄宗让张嘉贞接替宋璟和苏颋,还升为中书令,还把他弟弟张嘉佑提升金吾大将军,兄弟二人一时荣宠无比。

实际上,张嘉贞继承宋璟整肃吏治的风格,主张严刑峻法,他向皇帝建议实施廷杖。例如王均为求官,送张嘉贞豪宅被揭发,皇帝十分气愤,但张嘉贞害怕事情败露,让御史大夫韦抗、中丞韦虚心尽快将其杖毙,把罪责推给手下,使二人遭到贬黜。

之后秘书监姜皎(此人是皇帝心腹)获罪被廷杖,伤重而死。广州都督裴伷先也因罪下狱,张嘉贞又要廷杖。张说出来反对,两人矛盾十分突出。张说本是名臣,但张嘉贞占据中书令,高出张说一头,志得意满,张说很有意见。后来张嘉贞兄弟问题被曝光,张说劝他服罪,然后自己接替中书令,张嘉贞调为幽州刺史。开元十二年(724),皇帝在中书省设宴,张嘉贞接任户部尚书出席,《新唐书》称他在席间趁酒谩骂张说(指责哄骗其服罪,然后升中书令),源乾曜与王晙(也是宰相)抢着出来排解才将张嘉贞劝走。

另外杜暹也是少见以边功入朝为相,开元四年,十二年,他两次前往安西都护府,成功阻止过一次于阗王联络小邦滋扰的事情,杜暹受西北各部族爱戴,因此升为宰相,但他和李元纮两人关系不和,一同被罢免。

另一个有边功的宰相可算萧嵩。早年受姚崇赏识,从尚书左丞到兵部侍郎。开元十五年(727)吐蕃骚扰河西,萧嵩升兵部尚书领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将裴宽、郭虚己、牛仙客招至幕府,任命建康军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安定河陇地区。以此功劳升宰相,跟着升中书令,封徐国公,儿子萧衡招为驸马,玄宗见萧嵩夫人往往直呼亲家母,关系十分亲近。他提拔的张守珪也成为北边重要的大将,出任幽州节度使。

萧嵩和源乾曜一样,前后也任用达十年,偏偏张守珪在地方行为不检,为了掩饰败绩而贿赂监察地方的内侍牛仙童(《旧唐书》称遭下令凌迟处死,号称史上第一个遭凌迟的人),结果被李林甫掌握揭发,萧嵩受牵连罢免,但晚年过得还算滋润。

通观这一系列开元宰相的经历,多少可以看到,唐玄宗对宰相这一位置的人事安排非常谨慎,基本是多人轮番替换,真正在位能长达十年的如源乾曜和萧嵩,反而不一定是成绩最突出,尽管他们本身品质还算靠得住。能力比较强的人,与同僚容易发生摩擦,像姚崇、张说可算是典型,差一些的张嘉贞、杜暹和李元纮等等也都互相闹别扭。

玄宗李隆基在武则天的制度基础上再次对宰相进行了一番调整,也是唐朝前期最后的定型,同时由几位宰相之间基本划分权限,哪怕当了中书令,也没有真正一个人说了算。好像姚崇、宋璟当时都需要通力合作,配合得好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果搭档不给力,或者闹矛盾,带来的影响就很糟糕。

李隆基不是不知道宰相班子存在的问题,为了调动三省官员的积极性,皇帝也做了许多努力。之所以设立多个宰相,也为了分别从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中提拔宰相,尽量使三省可以共同发力,但本质上毕竟皇帝不愿意某一个宰相及其背后官僚团队势力独大。

好比最得力的姚崇,多次希望皇帝只管大事,把一般事务和下级官员的任免直接放手交给宰相决定(可见吴宗国等学者在唐朝宰相制度变化方面的研究),李隆基虽然敬重姚崇,但内心是很惶恐的,所以姚崇没当多久就被换掉了,李隆基任用宰相是很多的,他在不同时期信任的人也是不一样的。

他以中书省为主打,尤其开元二十一年(733)将政事堂改中书门下,然后分为五房分别负责不同事务,如兵房、户房、吏房是单独的,然后刑礼为一房,另有中枢房,基本囊括六部事务,完全将尚书省地位下降在三省之末,连宰相用印都改刻为中书门下印,相当于去除之前尚书仆射的宰相地位,仅仅成为名义上的尊重了,即使享有宰相待遇,参与议事也都没有多少话语权了。

再有,储备集贤院等文才优秀的人士,算是后来所谓翰林学士分化宰相职权的一大征兆,从开元二十六年为一个标志。但玄宗毕竟还没有给文士多少实际重用,顶多为皇帝和宰辅大臣起草文书,例如张说、张九龄、韩休这些宰相原本都是文才出众。

不过,毕竟一切现象都是从制度发端的,一个契机是后来肃宗李亨在灵武夺位,因为地方简陋,所有诏命基本都有翰林学士起草,而皇帝把翰林学士从顾问性质渐渐推动成为议事决议的一份子了;第二个契机是德宗泾源之变,也是逃亡在兴元府,特别倚重翰林学士出身的陆贽,之后任命宰相也就特别倾向信赖这些身边的文学人士,如此一来,翰林学士的地位在唐朝后期就完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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