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李渊当了太上皇后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唐高祖李渊,一生中有过三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隋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当时李渊51岁,还是隋朝太原留守。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在当年七月正式起兵造反,从此踏上了他的帝王之路。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隋朝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渊攻克长安,占据关中,并在此地开国称帝,成为大唐朝第一任皇帝。

这两个转折点对于李渊而言都是好事,但第三个转折点却让李渊的人生由此急转直下。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李渊的三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争夺储君之位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在玄武门之外大打出手,最终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惨败,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玄武门之变,既是李世民夺取储君之位的关键一步,也是羽翼丰满的李世民,对李渊手中的皇权发出了第一次强有力挑战。李渊惶惑不已地发现,往日那个低眉顺眼的二儿子李世民,已经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可怕对手,为了皇权他可以不择手选,不惜以牺牲家人亲情为代价。玄武门之前的血泊,让李渊忽然明白,他的时代已经成为了永远的过去式。他一生中的第三个转折点来临了。

玄武门之变后的第三天,李渊下达诏书,把李世民立为皇太子,并宣布由皇太子李世民“庶政皆断决”。李世民成为唐朝的实际掌门人。不足两个月后,李渊下达退位诏书,禅位于皇太子,李世民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唐朝皇帝,李渊退居二线成为太上皇。

此时的李渊刚满六十岁,此后到贞观九年因病去世,他整整当了九年的太上皇。李渊的人生的最后九个年头,到底过得怎么样?事实证明,因为皇权之争,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二人之间已经产生了难以愈合的裂痕。在唐朝开国战争中,李渊一方面极度依赖李世民南征北战、扫灭群雄,另一方面,却又按照“立嫡以长”的古训,把李建成立为皇太子,可想而知李世民心中的愤懑压抑之情有多强烈。

李世民登基后,这种情绪很快毫无掩饰地表露出来。他一登基,立即大刀阔斧地对李渊时代的诸多方面进行了革新取舍,“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政尚简肃”,同时又把被李渊贬谪出京的房玄龄、杜如晦任命为中书令、兵部尚书,在用人治国方面都与李渊的方针相左,丝毫不顾及李渊的面子问题。

李渊在位时最宠信的大臣裴寂,也成为李世民的攻击目标。贞观三年,李世民在处置妖僧法雅一案中,与法雅素无瓜葛的裴寂,也被莫名其妙牵扯进来,以知情不举的罪名,被李世民处以“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邑”的处罚,剥夺一切官职,削减半数食邑,贬谪回原籍。李世民在斥责裴寂时,还夹枪带棒地说了一番话:“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

表面上看来,这番话是在批驳裴寂,实际上矛头直指李渊,言外之意说李渊昏聩不明,他在位的武德年间朝政混乱。宋朝史学家胡三省就为此愤愤不平地说:“上皇闻帝此言,其心为如何?”太上皇李渊要是知道儿子李世民这番话,心里该有多难受?

李世民不仅在朝廷中全面削弱李渊的威望和影响力,在生活待遇上也对李渊很不恭敬。大臣马周是个直言敢谏之人,他一再上书,指责李世民不够孝顺。他在奏折中引经据典地教训李世民:“臣又闻圣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为基”,“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

马周之所以如此劝谏李世民,认为他不够孝顺,有着充足的事实依据。他在奏折中,明文指责了李世民的几个不够孝顺的举动,一是李世民不顾父亲春秋已高,长时间不去看望父亲,因此他建议“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夺去关心一下老人的饮食起居。

二是李世民自己住在高大华美的太极宫,却让李渊住在城外“甚为卑小”的大安宫,让天下人看见,“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他建议李世民应当给李渊整修大安宫,“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如此才能“大孝昭乎天下矣”。

三是盛夏酷暑时节,李世民到长安城外天台山九成宫避暑,却把李渊留在狭小闷热的大安宫中,“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实在有些过分。由此可见,李渊当太上皇的这几年,处境待遇一落千丈。围绕皇权形成的矛盾和隔阂,泯灭了家庭亲情,李世民某些方面对他确实不够孝顺,所以才会受到指责。看来古代生在帝王之家也未见得都是好事,最起码很难享受到天伦之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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