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颁布九品中正制开门阀政治先声,背后什么原因?

公元220年,按照年号纪年来算,本应是建安二十五年,可当年正月魏王曹操薨了。这个一统北方的枭雄、曹魏王朝奠基人的去世,让整个天下为之震动。

在一干重臣的拥护下,汉献帝遣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曹丕丞相印、绶,魏王玺、绶,领冀州牧,魏国的权力交接棒总算有惊无险的落到了曹丕手中。

是年三月,献帝改年号为延康。

康,昌也,寓意昌盛。延康,延康,延续昌盛是也。

代指谁家之昌盛?

名存实亡的大汉王朝吗?

献帝及其身边的汉室孤忠们,恐怕已经嗅到了汉祚将终的死亡气息。无可奈何花落去,却也只能寄托于虚妄的年号,聊以自慰吧?

但该来的总会来,十月,汉帝告祠高庙,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禅位于魏,曹丕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旋即改元黄初。

荣耀了四个世纪的大汉王朝,终究还是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三国鼎立的时代从此刻起才算正式到来。

在曹丕称帝前,史书上有这么一条记载:

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资治通鉴·魏纪一》)

这便是著名的“九品中正制”,它的出现,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可谓影响深远。因此普遍认为,此举乃曹丕为代汉而笼络世家大族所为,毕竟选举人才的“中正”多有地方豪族担任,如此大的政治让利,难道不是为了汉魏禅代赢取广泛支持?

这种说法没错,但也不全对。

汉魏时期,本就是豪强世族化的历史阶段,岂是一句话就能简单道尽。确切的说,九品中正制是世家大族在社会政治中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历史产物。

曹魏集团内的世家大族

众所周知,东汉王朝的建立离不开豪强地主的支持,可以说豪强势力是东汉政权内部最大的利益集团。

从东汉中期至汉末,以封建大地主为经济基础的豪强大族,通过与儒学相结合逐渐世族化,他们家传儒学,累世为高官,如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弘农杨氏“四世太尉”等等。这样的世家大族,拥有巨大的经济、政治特权,无论在地方还是朝廷都占据主要地位。

董卓乱政后,东汉中央权威尽丧,地方势力不受压制,全面崛起,各地军阀想要掌握州郡,没有地方大族支持是寸步难行的。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身处中原四战之地的曹操,自然也无可避免的去争取、笼络世族势力的支持。

曹操出身宦官世家,其家族在谯县本地也属豪强。早年起兵反董,曹操依靠的就是宗族姻亲所聚集的“义兵”。纵观曹操创业阶段,你会发现,这正是一个不断扩大豪强地主势力支持的过程。

在曹操打下兖州基业时期,除了自家曹氏和姻亲夏侯氏的鼎立支持外,像陈留的卫兹以家财资助曹操起兵,助其征得五千余人;中牟的任峻征集宗族家客数百人归附曹操;谯人许褚聚集壮丁和宗族数千,也归附曹操;而颍川大族荀彧、荀攸叔侄、郭嘉、还有程昱、华歆、王朗、陈群、司马家族等一干豪族名士,也在曹操集团内充任要职,起着重要的决策作用。

当曹操平定河北后,以清河崔氏为首的河北世族士人,也被征辟入幕府,拜官笼络。在曹操集团内,世族名士既有为中央决策核心的,又有为外为地方州郡长吏的,可以说他们成了曹操势力不断扩张过程的重要政治支柱。

从唯才是举,看曹操对世族的态度

世家大族虽然在曹操创业时期给予极大的助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曹操无条件依赖他们。

以建安十三年为分界点,因赤壁之战失利的缘故,曹操统一全国无望,三家鼎立的局面开始出现,曹操势力也从高速扩张期进入了稳定期,这时其统治集团内部的整合必然成为主旋律。

建安十五年春,曹操春下令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便是曹操著名的“唯才是举”求贤令,这道政令的核心就是国家征辟人才,不拘出身。

可以看出,曹操对集团内部世族名士的势力过于庞大,并开始向东汉后期的士大夫政治转变趋势的警惕。

随着建安十九年、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先后发布政令对“求贤令”进行补充,进一步重申了“唯才是举”的方针,使得庶族地主阶级士人的比例不断增高,曹魏集团内部出现士庶并用的局面。

曹操不仅通过提升寒门庶族的政治地位,来分薄世家大族对曹魏集团的掌控力,他还颁布各项政令严禁豪族土地兼并,限制其势力膨胀。而且荀彧、崔琰之死、毛阶被罢免,虽说事出有因,可也未必没有曹操借故打压豪族的政治考量。

这就像东汉早年,刘秀依靠豪族取得政权,但在坐天下后却极力压制豪强的势力,不仅通过“度田令”清查人口、田亩,限制豪强经济,还“退功臣进文吏”,在政治上防止豪强做大一样。

所以说曹操的做法其实与刘秀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避免王朝的统治权被豪强大族架空。

但是大家要明白的是,地主阶级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兼并土地是地主阶级从母胎中就带来的本能,而大地主们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耕牛、先进的农具、更多的土地、雇农),在生产力未出现大变革前,大地主们以他们的经济实力在社会中是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因此不论刘秀也好,曹操也罢都不可能违背历史规律,真正解决世家大族在政治中的主体地位问题。

这也注定了曹操对世族的态度是既一面限制,又不得不倚重,可谓是矛盾的对立与统一。

无法谁让世族地主阶级是曹操统治集团的阶级基础呢?

哪怕曹操不断为势力内部注入庶族地主这支新鲜血液,可无非是延缓了世族力量的壮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假以时日那些庶族也会因经济、政治特权成为新兴的世族,归根到底还是会走上世族化的老路。

所以当曹操去世后,他苦心经营的士庶并举的局面重新向世家大族一方倾斜,像陈群、华歆、司马懿、钟繇等世族代表人物进入权力核心,世族的政治地位难以撼动,而“九品中正制”的颁布,其政治含义更多是对世族执政地位的一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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