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反腐手段到底有多高 “抄家皇帝”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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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722 年，大清国的康熙皇帝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空架子的大清帝国。

这位圣祖仁皇帝以 61 年的精力，亲手打造了一个“太平盛世”。然而，国库却空虚得一塌糊涂。税收经常收不上来，仁皇帝也“仁”一下凑合过去;吏治腐败，仁皇帝也能“推恩仁赦”。

雍正上位，底子很虚，但是胆子却很肥。

胆肥的原因恰恰拜康熙皇帝长寿所赐。

因为康熙做了 61 年皇帝，远超历代诸帝王。时间如此长，他的日子简直是在“熬”着过。要知道，康熙皇帝比他的皇四子——后来的雍正皇帝——也只大了 24 岁，雍正皇帝即位时已近知天命之年。

儿子们铆足了劲等着上位，左等老爷子不走，右等老爷子不去，反而越干越起劲，一干就是 61 年。

康熙的福气也不小，有子 35 人。他也放手让儿子们参与国政，这些儿子们生龙活虎一般，在基层长久锻炼，个个能力不差。——当然了，能力强，争气皇位来也就更狠。

康熙、雍正，虽为父子，但相差 24 岁，雍正在下面锻炼的时间之长，可想而知。

平心而论，康熙的儿子中有资格当皇帝，并非仅雍正一人。但康熙选择雍正，雍正的刚强干练和韧性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皇帝一般讲究“恩威并用”，康熙的恩威，自不必说，但恰恰得了一个“仁”字，很多时候为表现这一个字，对于有些事情就容忍了。

雍正则不然，胆肥，有狠劲，做事不留情面，所以史家说他雄猜阴鸷，野史小说说他刻薄、残忍。

譬如整顿吏治这种事儿，如果心中有一念之仁，口子一开，往往会前功尽弃，导致势力盘根错节，无法动手。康熙其实就是受困于此。康熙的八皇子人称“八贤王”，那无非就是学康熙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雍正则是铁腕王，凡处公事，绝不容情，所以康熙评价雍正是“人品贵重，深肖朕躬”。

更加上多年来的基层工作，让雍正很熟悉上上下下的弊病、猫腻。

于是，他就变得有方法、有步骤、有胆量。下手那真是稳、准、狠兼而有之。

贪官污吏简直无处可逃。

深悉下情而一朝居于高位，对下面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因为什么动作皇帝都明白呀。这种多年的官场历练，远比调研可靠得多了。

而当时的大清国，急需银子。国库都空了，地方上更是烂掉了，这些雍正全都知悉。“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道府州县亏空欠量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多至数十万”。

(按：藩库，是清代布政司所属的粮钱储库。)

这江山还坐得住?

必须解决，刻不容缓。

所以，康熙皇帝去世不到一个月，尸骨未寒，雍正就动手查亏空了。

解决办法无非四个字，开源节流。

但开源的方法得讲究，不见了的那些钱，到哪里去了要搞清楚。

雍正很清楚，无非上司勒索，官员渔利。户部银钱，除了皇帝支配外，甚至被其他亲贵大臣借去了，刘备借荆州，借了就不还。大清国从上到下，各级官员都有贪污、挪用、借支公款。

而这些钱却很难收回来。

以往反对这些情况，主要靠皇威，一句话，谁谁谁贪污了受贿了，而后处罚。但总是罚而难禁。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弄清楚这些人为什么要贪污受贿或者跟国库借钱。

因为清代的一些制度是从明代继承过来的。比如官员俸禄，就特别低。

本来，历朝历代给官员俸禄，就不一定是给钱的，土地、实物、粮食、钱币都可以。秦之前的，大夫以上，自有封地，则无所谓俸禄。汉的官员级别甚至就是按照领取粮食多少来定的，比如汉之郡守，级别就是两千石。

明初之时，尚有给谷物以作俸禄的，也就是发工资的时候，不往卡里打钱，给几麻袋粮食。后来才专以银子作为俸禄的。清代沿袭的是以银为俸禄。

但银价折合甚高，换句话说，人们总觉得银子很值钱，购买力很高，那么俸禄银子就给得少。

在康熙朝，正一品的大员，年俸也不过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只有四十五两。

如果做个换算，这钱确实太少了，按现在的算，大清县令也就是个月入过千的人。养家糊口都困难。

明清官员的花销也大，也就是公务员的福利比较少，很多事情需要自己花钱干，比如打点上司、迎来送往、聘请幕僚，都是自己花钱。知县请个师爷，那么师爷的工资，知县自掏腰包。

钱不够，怎么办?

内官如部曹之类，靠印结等费自活。

外官的方法则比较多，一般用的是潜规则，如火耗、米耗之类。县一级的靠近民，可以盘剥，县府之上的，则靠下级官员“孝敬”，京官离民更远，则靠外官“孝敬”。实在不行，则在国库借钱。反正大家都借，不借白不借，白借谁都借?

亏空就这么来了，最主要的贪污也就出现了。积弊日久，陋习难改。

雍正明白这个症结所在，所以，他处理亏空，是从体制入手的。打定主意六亲不认，绝不半途而废无功而返。

胆肥心硬，铁腕出击。

正因为他明白问题所在，所以就稳准狠，把下面能搞小动作的漏洞全都想到了，然后出台一套反腐方法。

大概有这么几条，这几条反腐手段，实际上现在都适用，甚至在用。

所以，雍正还是个“发明家”。

雍正祭祀农坛

1.独立调查组

让贪官查贪官，那是贼喊捉贼，永远查不出来，即便慑于皇威，奉旨官员大多下去转一圈，走走过场。

即便派下去一个清廉之官，也多半顶不住下面的瞒骗、拉拢、腐蚀。何况，京官出门，未必知外事，到地方上根本抓不住本质问题。

如此，则昏官走过场;庸官胆小无力纠察;混蛋保官声。大家得过且过，包庇纵容时常有之。

所以，雍正是斩断一切与地方官员之间有可能的关系。派直属于皇帝的钦差大臣，权力给得足够大。

反正就是查，朕给你撑腰，谁都别怕。

这就是独立的调查组了。

最恐怖的是，这些调查组随带着候补官员，查处一个，就地免职，候补官员立即补位。

这就防止了官官相护。以往官官相护，大家都是联合应付皇帝，不会有太大的矛盾，即便有人接替，但前任只是撤职查办，亏空是后任者补齐，后任者当然不愿意好好查，谁会没事找事儿?

现在，前任不但需要承担责任，还要想办法补齐亏空，与后任没关系。这相当于有一个想当官的人眼盯着你的官位，狠狠地查。

谁不害怕?

这是调查组，还有单独的审查组。

调查组针对地方，审查组针对中央。

审查组称为“会考府”。专用以稽查大清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

以前的惯例是，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户部要收取收取费，称为“部费”。原因很简单，请会计算账需要钱的呀。

这种渐渐变为一种“好处费”，不给好处费，不给报销开支，不给入库税银，都是常见的。到时候出了问题，户部只需要说一句话，他们没交上来、手续不到位，责任都是别人的。以至于即便用不到财务计算，也要收“部费”。明代就是这样干的。清代照猫画虎学了个十足。

这种来往也会变成交易。比如税银亏钱一百万两，缴纳时，为了掩盖，“部费”给足，户部可以一笔勾销这一百万两本来为国库的银子。

各院部的动用钱粮，在康熙朝，基本是无人监督的，除非被人抓了把柄，来个弹劾，上面才能知道。否则他们是自用自销。让“贼”看银山，能看得住?

那就派审计组，直属皇帝。谁也无法钳制。

如此，则户部、各院部钱粮收入和开支都有监督。谁能瞒天过海。当官的想贪污?想收“好处费”?

可能性就变成几乎没有了。

2.打击应付，谁帮贪官谁遭殃

以往的官员在应付调查组的调查时，有很多“对策”，比如借钱粮顶替。

钦差大臣一到，府库中都是钱粮;钦差大臣刚走，府库就空了，因为都还给富豪绅士了。

地方官虽然怕皇上，但在地方上，他说了算，富豪乡绅不得不借，何况还有利息可得，何乐而不为呢?

雍正是深知此种伎俩的。

行，你们有钱有粮是吧。

那就好办，以后凡是借钱给这种官员充门面，应付检查的。在调查钦差出发之前，就先给当地地方发告示，凡是敢借钱粮给官府的，钱粮一律充公，没入国库。

你借一百万收一百万，借一吨粮收一吨粮，借一头牛收一头牛。

国库正空着呢，不怕没地方放。

这样一来，没人敢给官府借钱量应付检查。

官官相护，应付调查，“部费”掩罪，三条路全部堵死。

不但堵后路，连细微的地方雍正都没放过。

比如，一般钦差大臣调查，先查贪污，毕竟贪污很严重，既造成亏空，而且影响官场风气;其次，才是查挪用。

这就造成一种情况，贪污既然坐实，挪用公款则可以省略，或者，以挪用之钱粮补贪污之亏空。

嘿嘿，雍正四爷反着来。

他是先查挪用，再查贪污，等于是先定轻罪，后定重罪。

挪用查实，先补挪用之钱粮。再补贪污之款项。

这就严重了，想瞒天过海减轻罪名?

那不可能，先把“轻罪”给你办了，搞定了再办重罪。

一番操作猛如虎，虎狼见了都退缩。

因为他胆肥呀，最重要的还是权力大，一句话就是最高指示。

雍正朱批

3.追偿三大招

现在问题是，有人拿命顶怎么办?

有些人是不怕的，反正抓了就抓了，大不了以死抵罪。

一般走到这一步，即便是皇帝，也会罢手，人都死了，还能咋办?

雍正则不这样认为。他的步骤是，先罢官，再追讨，后抄家。

此前的朝代也查贪污，但是重在处罚。

人罚完了，但是亏空还在呀。

那就留任补亏空。什么时候补齐什么时候免职。

为了补亏空，只能盘剥老百姓。亏空越大，收得税越大;亏空追得急，盘剥也急。

到头来，贪污的官员其实没损失什么，不过是丢了官嘛。补到国库的钱粮，是老百姓的钱粮。

这不行。权力不能留着。

所以，先免官。

官不在，权力就不在，则无法盘剥老百姓。

等你变成平头老百姓了咱们再谈怎么补偿亏空。

跟人借?找人垫付?

都不行。

这个看似不近人情，其实大有道理。一个地方官能在地方上大肆贪污，肯定跟当地豪强大富有勾结，比如给当地富商承包工程之类的，富商再返回来“回报”。

让他留任，他们会继续勾结。敲诈百姓也是免不了的。

康熙朝请查贪官，就是这样的，有些是下属、地方富豪、百姓代为偿还的。

这怎么行?这不是纵容贪污吗?

不准借钱给贪官偿还亏空，也不能垫付。

调查一旦坐实，第一步就是旨令被调查官员的原籍官员，立即查封其家，家人控制起来，变卖家中财产，想转移藏匿财产?不可能的。

因为，抓一个贪污，其亲戚、子弟的家都跟着一起抄。

儿子孙子都不放过。雍正的原话是：

“追到山穷水尽时，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

所以雍正有个外号叫“抄家皇帝”。

想死?

没门!

雍正四年，有个官员，贪污罪被查实，畏罪自杀。雍正哼了一声，下令查抄他的子弟、家人。绝不容情。

想“以死赎罪”?想以一死换子孙后代富贵?

在雍正那里走不通的。

杀人不过头点地，雍正是杀得他连头点地都不敢想。

雍正五年，大清帝国吏治一新。国库储备银两为五千万两，比康熙去世时多了六倍不止。

4.大招倡廉，给官员涨工资、发福利

前面都是反腐操作。

但一般说起这个，总说“反腐倡廉”。公务员的廉洁，不能光靠反腐，也不能光靠“提倡”，嘴上提倡，不如不提倡。就像前面说的，大清官员的俸禄少得可怜，总得活吧?

这也是根本问题之所在。

倡廉不能嘴上提倡，日子过不下去，铤而走险的大有人在。得做制度改革。

所以，雍正的倡廉之法，就是提高公务员的工资。

当时的称呼叫“火耗归功”，或者“耗羡归公”，以达到“高薪养廉”的目的。

提高公务员工资待遇能防止贪污?

还真是这样。

所谓“火耗”，实际上就是“耗费之用”。这东西是明代人(万历张居正)发明的。因为国库存放的都是银锭，但是税银未必都是银锭，老百姓不可能整锭的银子交税，都是散碎银子。

这就不方便计算，就像报上来几千万的费用，麻袋打开都是硬币，那就尴尬了。所以，碎银子需要熔化重铸而为银锭。

这个中间，是有损耗的。一百两碎银子，未必能熔铸成一百两的一个银锭。

这就是“火耗”。

“火耗”谁出，当然是老百姓。

比如税额规定一两，那么收税的时候，收一两二。

有时候会收得更多，钱哪去了?都被熔化工序消耗了?

不可能，都进了官员口袋。

这在明清，就是潜规则，大家都知道，上面也知道官员的日子不好过，何况不收不行，所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后来还发展出冰耗、米耗之类的，名目繁多。老百姓的“附加税”也越来越高。

这笔收入可不小。耗羡的征收步骤就是，州府县官私自征收，私自安排，他们只要保证上缴税银足够就行了，至于多收了多少，就很难说了。

谁知道地方官收了多少?上级官员主要靠“孝敬”，京官也靠下面“孝敬”。只要拿到“孝敬”，心满意足，也不会去说这事儿。

雍正的解决办法，就是改变“分配权”。

因为这笔“收入”的分配权，不在上面手里。现在收归国府。

所有耗羡，统统有地方上缴省库，然后省库遵照中央预算或者自己预算，分拨给各个地方官员。

火耗还是在收。但手续变复杂了。

其实就是“分配权”变了。

而且，收得名正言顺。从以前的灰色地带，变成光明正大。

这样就很规范了。因为乱摊乱派没用了啊，收得再多，还是得上缴，何必费这个劲呢?

老百姓的负担没有加重。

但官员们也得到了好处。何况，以前的州府以上的官员，比如巡抚之类，要想再以此勒索下级官员交“火耗”，也没理由了，因为他们手里没火耗了。

上下关系就都理顺了。

而大家都有了“福利”。

因为归公的这一部分钱，填补亏空可用，公用亦可，做好预算当作“养廉银”也行。

一举三得。只不过手续复杂了，但是是一个不可省略的手续。

官员们得到的“福利”也不小。清代总督的年薪只有 180 两银子，“高薪养廉”以后，福建总督(浙闽)的养廉银是年薪的一百倍，有一万八千两。县令的养廉银子也有两千两。

而且，拿在手里也放心呀，这是大清发的，心安理得，不烫手。

这些公务员手里有了钱，贪污的心思也就淡了。

雍正心思很细，他连京官都照顾到了，因为京官远离百姓，灰色收入其实并不多，所以，像五部尚书、侍郎以及大学士等发双倍的俸禄。其他的也都有一定的补贴。

同时，以前康熙盛世的时候，官员们都没有办公费用的，没见过国家配车之类的，雍正都给了，在不超出规定的预算内，可以实报实销。

还有，原来送礼等基本上就是潜规则，比如地方官求见上级还有“通报费”等。甚至，去上缴税银的人反倒要给收税银的“部税”，否则可能拒收。

雍正一道圣旨，全部取消了。如有违反，一律严办。

总之，雍正四爷给出了信号：

你不合法的收入我都给你合法了，你说工资低，我也给你涨了。可能加大开支的不必要的东西也都堵住了。还贪污，那就是厕所里打架，存心找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