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法严苛，秦法是否也有讲“情面”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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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纷争不断。
华夏大地上诸侯并起，经过大国兼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最终形成了战国七雄相互争霸的竞争局面。
究竟谁能最终完成一统，在当时并无定论，似乎除了燕国和韩国，其余的楚、齐、赵、魏、秦五国都曾强极一时。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知晓这个问题的答案，秦国是最后的赢家。
秦国的强大离不开商鞅，正如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也就是说秦国的崛起，商鞅变法是基础，我们皆知商鞅是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彻底成为了一个“法制”的国家。
正是因为秦国尝到了法制带来的甜头，所以历代秦君皆崇法尚法，直到秦始皇嬴政建立了秦朝，这种思想都未曾改变，而秦朝颁行的通行全国的《秦律》也是以严苛著称。
甚至不少人认为秦朝短命的根源也就在此，正如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评论秦朝灭亡所说：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重，刑罚太极故也。
不过这种论断或许只是一家之词，因为秦代虽崇法尚法，但并非唯法独断，本篇笔者就和您聊聊《秦律》中对人情世故做出的妥协。
记载《秦律》的睡虎地秦简
秦法中对“德”的重视。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汉书·贾谊传》
商鞅历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有人认为他“助秦成帝”，也有人认为他导致了“秦俗日败”，而西汉的贾谊无疑是后者中的一位，他认为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确实强大了起来，不过这种强大是在牺牲“礼义”和“仁恩”的基础之上，虽然最终统一了华夏成就了不世之功，但却不知道已经违背了廉耻羞愧的节操和仁义的厚德。
当然，这种论断并非贾谊一人的观点，刘向曾在《战国策·序》中也提出了“至秦孝公，圈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好似在这些人眼中，商鞅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甚至有学者曾指出商鞅变法：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而完全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
这样的评价准确吗，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这些人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评价的，他们诋毁商鞅或者秦法时，却忽略了“汉承秦制”，如果经过商鞅变法和全国通行的秦律之后并没有进步意义，西汉为何不摒弃秦制呢?
秦国士兵
不过话又说回来，秦灭六国之后，在全国颁行的《秦律》，并不是没有给道德留下位置，如秦简《为吏之道》中写道：为人君则鬼(通“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
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呢，当然，这分明是儒家所倡导的“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律》其实是吸收了儒家的道德观，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糅合，所以后世有人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摒弃，这也是片面的。
虽然《秦律》中融合儒家思想，但主基调还是法家思想，那么法家思想究竟是不是对“德”完全摒弃呢，其实也不尽然，因为从法家思想的先驱管仲，法家思想的践行者商鞅，再到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他们无一例外，都意识到了“一断于法”是无法避开人情世故的。
先说说管仲。
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管子·法法》
意思是不可为重宝而看轻政令，不可为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不能为爱民而歪曲法律，不能为爵禄而分让权威。
齐桓公与管仲
这就是“法重于民”的思想，但是在《史记·晏婴列传》中管仲也指出了立法的关键是“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这是管仲对于提倡的法，对人情做出的妥协。
再说说商鞅。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商君书·开塞》
意思是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如果大多数人都区别亲疏，心存邪恶只为自己考虑，那么社会就会混乱，认为亲情和法律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为此只能以“法”来治理国家。
不过在《商君书·壹言》中商鞅又指出：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意思是法度的确立不考察民情而颁布，那么就不会有所成效，这也进一步道明了立法的关键，要考虑民情，一断于法，却不能超脱“情”而独立实施。
最后说说韩非子。
父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
说的是君主眼中的忠臣会成了父亲心中的逆子，而父亲眼中的孝子又恰恰会成为君主眼中的叛臣，这进一步指出了法与情之间是无法调和的，因为韩非是坚决的反对“亲亲相隐”。
《韩非子》
而韩非又在《韩非子·大体》写道：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也就是说，要以法治国，这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但是立法的前提是不违背自然常规，不伤害人的性情。
由此可见，这三人虽然都认为法家就该“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当亲情和法律有所冲突时，也必须要割舍情，但他们又都意识到了法家思想不能超脱人情，这种看似的自我矛盾，其实更是体现了法和情在治理国家中，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而以法家思想为主基调的《秦律》，也体现了法对于情的妥协，不过也正是这种妥协，让严苛的法律，有了可以全国范围推广实施的可能。
秦法中对“孝”的顺应。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秦简《法律答问》
自古以来，孝道都是中华民族所倡导的传统美德，这点即使是以严苛著称的《秦律》也不能忽视和改变，既然如此，秦法只能顺应，正如上述引用所说，意思就是子女告父母或者臣妾告主人，只要非公室告，那都是不予以受理的。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
那么什么是“非公室告”呢，其实就是父母或者主人擅自杀死或者严重伤害了子女或者臣妾，也就是说，不涉及人身伤害的，就不能“告”，即使告了也不会受理，那么如果坚持告呢，也简单，就是控告者有罪。
这样的法律规定，其实就是不鼓励子女或者臣妾状告父母或者主人，因为这种做法是不孝的，当然也是法律所不提倡的，这也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强化了国人对于“孝”的重视。
此外，《法律答问》中还提到：父盗子，不为盗，今假父盗假子，何论?当为盗。子盗父母……不为公室告，这段记载的意思就是，父亲盗窃子女的东西，不算盗窃，但是如果义父(干爹)盗窃了义子的东西，那就是盗窃，而子女盗窃父母的东西，也不为公室告，即使子女告发父母，也不予以受理。
这点也进一步说明了，秦法对于孝道做出了让步，当然也顾及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不过义父和义子之间，如果存在偷盗行为，那是要判罪的，所以秦法更为重视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情。
既然秦法中提倡孝，那么如果子女不孝会如何呢，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如《秦律》规定：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忠与孝
意思是如果有老人告发自己的子女不孝顺，并且请求判死刑，无须经过三道程序的申请，要立即逮捕，这就是说，在秦代如果子女不孝顺，那是犯法的，只要父母告发，那就会收到严重的惩罚，这不仅维护了父母在子女心目中的权威，更是秦法对于孝的提倡。
前段时间，笔者在网上看到一条讯息，说的是一个不孝子，当街殴打自己的父母，这显然是一种不孝的行为，如果这种行为放在秦代会怎么样呢?
《法律答问》记载：殴大(通“打”)父母，黥为城旦舂，很明显“黥为城旦舂”是一种刑罚，黥是指在脸上刺字，城旦舂是一种徒刑，城旦是针对男犯人的刑罚，其意思是“治城”，即筑城，舂是针对女犯人的刑罚，其意思是舂米。
说到这，不少人会说了，不就是筑城和舂米嘛，这也不算多重的刑罚啊，但是这个刑罚是无期的，后来经过汉文帝的刑罚改革后，才改变了刑期，最高为六年，由此可见在秦代，不孝顺当真一件“法律不容”的过错。
睡虎地秦简
而这种以法律的形式提倡和强化“孝”，又何尝不是一项以严苛著称的《秦律》对情的妥协呢?
秦法中对“情”的妥协。
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支指、胅体，问夫何论?当耐。——《法律答问》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古代的婚姻生活中也是如此，如果夫妻关系不和谐，《秦律》有办法处理吗，当然有，上述记载，就是说如果因为妻子彪悍，丈夫为了教训妻子而动手了，并且造成了人身伤害，那么丈夫就要受到耐刑。
耐刑是个什么样的刑罚呢，其实就是强制剃除鬓毛胡须而保留头发，说到这不少人就会认为这个刑罚也不是多重，在现在看来是如此，但是在古代就不一样了，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毛发的缺失，也是一种对父母的大不敬。
兵马俑
由此可见，秦法对于家庭暴力，那也是不允许的，而此点在后世的封建王朝中，却渐行渐微，不得不说，秦律在这方面的规定还是可圈可点的。
此外，秦律还讲究连坐，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要被连坐，有些犯罪行为，是不会被连坐的，比如秦律还规定：家人之论，父时家罪也，父死而甫告也，勿听，说的就是父亲犯了罪，如果父亲死了，那就不在连累家属。
这也正是说明了，秦代虽崇法尚法，但并非唯法独断，其中还会考量情在治理国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得不说，在秦法虽然严苛，但并不是毫无人情味可言，但为何又有人说，秦是亡于严刑峻法呢?这是因为秦法利用了人情世故。
秦法对人情世故的利用。
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治安策》
秦朝二世而亡，其中的因素，众说纷纭，不过无论哪种因素所诱发，秦末都出现了“六亲殃戮，万民离叛” 的局面，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和秦所倡导的严刑峻法脱不了联系，说到这，不少人又说了，《秦律》中不是对于人情世故进行了妥协吗?
固然如此，但秦法对于情妥协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利用人情世故对民众进行严格的束缚，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连坐法的推行和实施。
古代记载律法的竹简
连坐法的颁行，是为了让民众不敢犯罪，因为只要自己犯了罪，并不能“一人做事一人当”，而家属也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就会导致犯罪者不仅要自食其果，还要连累至亲受罚，对于至亲的惩罚，这是对犯罪者心理进行折磨的一种途径。
这也就是说秦律利用了情，而扩大了应该受到惩罚的“犯人”的范围，进一步提高了秦法在于民众心中的威慑力，这也正戳中了人情的弱点，虽然刑罚的出发点是为了规范民众的行为，但是这中残酷的连坐法，无疑触碰了民众心理的底线。
结束语：
秦代虽崇法尚法，但并非唯法独断，因为《秦律》还对人情做出了妥协，也正是这种妥协，为严苛的秦法增添了些许人情味，不过仅仅只是些许，所以也并不能因为这种妥协，就否认秦法的严苛。
因为秦统治者颁布《秦律》的终极目的在于加强君主集权，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是可以利用人情的，甚至出台了可以击垮民众心灵的连坐法，最终实现“累其心”，使民众对于违反乱纪的行为“不敢犯”，这种凌驾于人情的高压管控，势必会适得其反，最终只能导致群起而攻之。
所以秦王朝二世而亡，与秦代严苛的法律，是脱不了干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