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有何区别？人性的认识决定了最终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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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哲学学派持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和政治观，是建立在对人性认识的基础上的。

在儒家学说内部，有两种对人性的认识。亚圣孟子对人性持有天真的乐观主义态度。他认为人性善，而且善不是后天养成的，也不是别人给的，是人一生下来就有的。孟子为了防止别人问他，既然人性是纯善的，为何有那么多坏人做坏事?你孟子本人不也是指出春秋无义战吗?

于是，孟子用逻辑把人性善的学说严密包装起来。孟子说，人内心天生就有善的种子，你只要好好爱护它，丢掉了要去找到它，像保护自己的身体一样保护善的种子，并能推而广之，那么人就是善人了;相反，要是丢掉了善的种子而不知道去找回来，那人就变恶了，将滑落到禽兽的队伍中去。

孟子最为重视道德修养，在他看来，提升道德修养的过程，就是保护善的种子并使之发扬光大的过程。

因此，在人生观上，孟子主张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在国家治理上，孟子主张君主要把人性善中的恻隐之心，推而广之运用到老百姓身上，实施仁政最终实现王道理想。

而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是恶的。因为人有欲望，而欲望产生纷争，混乱社会秩序，因此必须用教化要纠正人性的恶。教化就是学习，荀子认为学习可以润泽心灵，提升道德境界。因此荀子到处宣传学习的重要性，《荀子》的开篇就是劝人学习。第二是运用礼的力量。在儒家看来，礼天然地包含了秩序的因素。

因此，荀子主张用秩序来规范人的行为、约束人的欲望，从而让人性逐渐向善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人生观上，荀子主张学习，提升道德境界;在国家治理上，荀子强调礼法兼治，事实上，这已经有了法家思想的影子。

孟子和荀子在人性的善恶的认识上，虽然态度截然不同，但他们对人性都持有乐观主义态度。孟子是纯粹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人只要存心养性、保护好内心的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而荀子是客观乐观主义者，他认为只要通过学习和礼法的规范，“涂之人可以为禹”。

因此，儒家的治国方略是以仁义道德为本，以礼法制度为辅，实施一种德法兼治的制度。

法家强烈反对人性善的思想。他们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人性是恶的。而人性恶是法家思想的基石，法家的人生观与政治观，都是建立在对人性恶的认识基础上的。

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动物凶猛，他主张用严刑峻法来统治管束人们的欲望，对于犯罪之人，不是拦腰砍断就是五马分尸。但他对用法律改造人性有信心，他认为人性虽然恶，但用刀斧与鞭子可以让人们逐渐变好。

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对人性是彻底的绝望。他认为恶来自于人的本能，是从母体里就带出来的，是生理之恶，永远都无法改变，更不要试图去改变。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你的斧头和鞭子，用严刑峻法约束人们的恶，不从小恶发展到大恶。

韩非子说，“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于世”。按照韩非子的理论，人性之恶来自于人口越来越多而资源越来越少的矛盾。人口越多，资源就越少，人活着的压力就越大，人性就越坏。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明天的人比今天的人更坏，后天的人比明天还要坏。

总之，人类从一肚子坏水开始狂奔，到最后恶行累累恶贯满盈永远无法改变。

韩非子甚至悲观地认为，人性的恶最终让法律都无用武之地。他说“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刑罚是有尽头的，最高的刑罚无非是死刑，不管是拦腰砍断还是拿石头砸死，甚至是千刀万剐，刑法的顶点无非就是一个死，而奖赏也不可能无限制的加倍。由此看来，刑法在坏透了的人类面前，最终将变得苍白无力。

那么人性之恶到底从何而来呢?韩非子说人有趋利避害保护自己的本能，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私基因。

按照韩非子的理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国家利益而献身是不现实的;像墨子那样一心为公毫不利己的人是天真的。绝大多数人为了个人利益都会如苍蝇逐臭飞蛾扑火一般不顾一切。因此，韩非子认为儒家所讲的仁爱、墨家所讲的义是赤裸裸的谎言。

韩非子赤裸裸地讲出了人们不愿意听到的真相。

医生给病人吮吸伤口，嘴里面含着病人的血，并非他大公无私有牺牲精神，他主要是为了多赚钱;

大车店的老板希望人人都升官发财，这不是好心，而是希望多卖车子;

棺材店的老板诅咒别人去死，是想多卖几副棺材;

官员为君主认真工作溜须拍马说好话，不是因为君主高尚，而是想从君主那里得到更多的利益。

总之，在韩非子看来，人间无爱，处处有害;人间没有正义，一切全是算计。

总之，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除此之外毫无意义。

总之，人活在世界上，就要小心谨慎地防止别人算计自己，还要兢兢业业地算计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