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宋代没有阉祸,是从对比明代的角度来说的,所以严格来讲,应该说“宋代没有明代那种阉党成势的状况”。这么说就差不多了。但这并不等于说宋代太监就不曾为祸,这是不对的。因为距离晚唐不太远,前朝的宦官为乱,废立皇帝的往事,还有一根弦挂在宋代执政者的脑袋里,所以宋代的执政者能相对汲取一点经验教训,首先是从体制上做了一番规划。下面知秀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宋史的宦者传部,就提到过,宋政府和决策层在宦官问题上比较重视,一直在限制宦官的人数,以此来限制宦官的势力。其中,太祖时限制人数为50,要收养养子,要满30岁以上,自己没有养父,才可以收养一人。到太宗时,人数有所增加,也限制在180人左右。到南宋孝宗时,因为“宦者员众”,有官员报告给宋孝宗,孝宗命令开列名单,将人数限制在200人以内,后来有所增加,也不过增加到250人而已。对比一下唐、明两代的宦官数量,可见宋代在这个特殊群体的势力控制上,做的相对好一些,自然影响就相对少一些。
第二,由于唐代宦党为乱,其根本是因为宦官位高权重。汲取到唐代的教训,宋代对宦官担任高级职位,一般比较慎重。不是不授予其高级职位,而是对于授予的时机、人选、条件,比较谨慎。例如,北宋前提的重要宦官,曾掌握兵权的王继恩,因为有战功,按例应授宣徽使,但在宋太宗的坚持下,只授予其相对较低的宣政使。后来有人替王公公鸣不平,认为赏赐太薄,结果被“杖脊刺面配崖州”(在今海南三亚,当时是很荒僻的地方)处置了。
再比如真宗时期,有位叫刘承规的太监病重要死了,死前求落实政策,授其节度使的荣衔(宋时节度使为荣衔,无实权执掌)。因其生前曾主持过国防部的工作(提点枢密),所以他临死有这种要求,也不算过分,想来也只是为养子、家人留一点待遇。真宗本来已经答应了,但由于宰相王旦的坚持,最后还只是以“节度留后”终止了。南宋光宗时期,王德谦王公公想谋个节度使的荣衔,本来已经批复许可了,但执政团队一致反对,硬是把形式上正在审批的公文(制出)给废了。
第三,虽然做了以上的各种限制,但宦官不可能不担任外职,承担一部分外朝的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在体制上也有一些限制。例如,对宦官的官阶授予,如果只是在宦官的入内内侍省和内侍省(注1)这两个系统内升迁的话,最高只能到内东头供奉官(注2)。如果要继续升迁的话,那就要“转出”,即转出宦官系统,归政府的组织人事机构“吏部”管辖。其授予的官阶,则依武官系统来升迁。也就是说,宦官要从事比较重要的工作的话,他们是要接受掌管枢密院的枢密长官的管辖的,而枢密长官,多为文官(也有少数武官)。
因为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体制上的限制,尤其是把宦官的外朝权力,纳入到文武官员的组织系统中进行管理,这等于是给宦官势力加了一重保险。比较高级的宦官的管理和其他官员一样,都要经过政府的考核审查,然后授职,这样就相对比较严密。正因为此,宋代宦官在军事活动上,就显得特别活跃。因为他们往往被授予武阶,其差遣往往也被看成是武官来除授。在宋史的宦官传记中,北宋有43人。这43人中,有18人有明显的军事经历!从宋初的著名宦将秦翰、李神祐、窦神宝等,到王继恩、卫绍钦,再到北宋中期的王中正、李宪,再到北宋晚期的童贯、谭稹等,可谓代不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