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有哪些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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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撰写的《岳阳楼记》名满天下，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千古流传，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推崇信奉的道德操守和精神追求。“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范仲淹的词情景交融、意蕴深厚、慷慨悲凉，彰显了一代词宗大师的深厚功底。除了卓越的文学才干，范仲淹的政治才干、军事才干也很出众，是一个道德高尚、文武兼备的治世能臣。
北宋名臣范仲淹
逆境苦读，及第入仕。范仲淹出身官宦世家，先祖在唐朝时做过宰相，但他两岁时父亲病逝，家境败落，他的母亲为了糊口，只能带着他改嫁给一户姓朱的人家，改名为朱说。范仲淹在寄人篱下的环境中发奋苦读，史书上说他“五年不曾脱衣好好睡觉，读书读得头脑昏涨后，就用冷水冲头洗脸，每天喝稀粥，吃不饱饭”，凭着坚韧毅力，他26岁时考中进士，踏入了仕途，随即就把母亲接到身边奉养，名字也改了回去。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范仲淹的仕途生涯比较动荡，在地方、中央间周转多次，但无论在哪为官，范仲淹都是忠于职守，勤勉从政，为国解难，为民谋福。他在泰州为官时，征调4万多人力，历时五年重修捍海堰，全长约200华里，有效防御水灾，保障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在苏州为官时，范仲淹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实施了“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举措，疏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改变了当地久雨成灾、江湖泛滥的局面。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眼里不揉沙子，他刚入仕不久，就向朝廷上了万言书，请求朝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优抚军队官兵;到中央任职不久，范仲淹看到刘(娥)太后把持朝政，十九岁的仁宗皇帝不能亲政，大臣们谁都不敢说话，就直接给太后上书，请她还政于皇帝，把举荐他的晏殊吓个半死;从中央外调到陈州任通判时，虽“处江湖之远”，范仲淹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多次上书劝阻朝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行为，极力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
公元1033年，江淮和京东一带发生灾荒，朝廷赈灾迟缓，范仲淹当面质问仁宗皇帝：“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 此后，为了阻止皇帝废后、宰相吕夷简专权，范仲淹与一些大臣多次进谏，据理力争，终因得罪人太多，被构陷为朋党集团，再次被贬出京。好友梅尧臣写了《灵乌赋》一文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范仲淹也写了一篇《灵乌赋》作为回复，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现出了为国尽忠、为民请命的铮铮铁骨。
天生将才，西北建功。让人吃惊的是，一代大儒范仲淹竟也“知兵”，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干过。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建立西夏国，自称皇帝，开始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占领了数百里边寨。北宋朝廷派夏竦任陕西前线主帅，韩琦、范仲淹任副帅，52岁的范仲淹走上了戎征之路。他据守一线，采取了稳扎稳打的防御战略，改革军阵体制，修建防守工事，等待反攻时机。他的这一做法不被好友韩琦、尹洙认同，但却避免了像韩琦一样贸然进军，导致好水川口中伏大败，军士阵亡一万余人的惨剧。
当然，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不是单纯的消极防御。他训练士卒，选拔培养将领，创新临阵体制和应变战术，在宋夏交战地带，以点成线，不断地构筑堡寨，团结边境少数民族居民，共建坚固防线。范仲淹声东击西，亲自带兵深入宋夏夹界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10天时间筑起一座新城——大顺城，形成了以大顺城为中心，各堡寨工事遥相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巩固了西北边防，范仲淹被西夏人尊称为“小范老子”。他在西北期间培养选拔了狄青、钟世衡等一批年轻将领，后来陆续成长为北宋的军界翘楚。
敢为人先，勇于革新。庆历三年(1043年)，西夏请求议和、西部边境安定后，范仲淹奉诏回京，担任了枢密副使(军界二把手)，不久又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受皇帝委托，开始谋划新政，革除朝廷陈弊。范仲淹深思后，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奏朝廷，建议推行“明黜陟、抑侥幸”等十项举措，宋仁宗大部采纳，颁布诏书在全国推行。后来，范仲淹又上奏推行“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项措施，进一步拓宽了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招致了利益集团的不满和反对，攻击新政、攻击范仲淹为“朋党”的言论甚嚣尘上，宋仁宗没有办法，只好将范仲淹、富弼等革新派大臣外放出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庆历新政”戛然而止。
范仲淹被贬出京后，辗转各地为官。在邓州主政时，他的好友滕子京恰巧在岳州为官，主持重修了湖南岳阳县西门城上的岳阳楼，请范仲淹“作文以记之”。范仲淹因公务繁忙，没有到过岳阳楼，只是凭着滕子京寄给他的一幅画《洞庭秋晚图》，就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写下了大气磅礴、气势非凡的传世名篇《岳阳楼记》，滕子京将其刻在了岳阳楼上。
公元1052年，范仲淹调往颍州任职，此时他已重病在身，走到徐州时，不幸病逝，享年六十四岁。下葬后，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追封其为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