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战国楚人屈原根据楚地民间乐歌加工而成

《九歌》是《楚辞》的篇名,原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战国楚人屈原在楚地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改作加工而成,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九歌》共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下面知秀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多数篇章皆描写神灵间的眷恋,表现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伤感;《国殇》一篇,则是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将士。王逸认为是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当时屈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所以通过制作祭神乐歌,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但现代研究者多认为作于放逐之前,仅供祭祀之用。

作品概况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内容形式

《九歌》的主要内容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包含《礼魂》)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

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祭祀性质

《九歌》具有浓厚的宗教祭祀性质。王逸《楚辞章句》说:“《九歌》者,屈原所为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楚国沅、湘之间“信鬼而好祠”,与同期的中原相比,其祭祀方式具有更强的原始色彩。

所以,尽管楚辞《九歌》经过屈原加工,但其民间祭祀痕迹尚可看出。其中巫师装扮的各位富有个性的神灵,都同中原一带官方的祭祀乐舞有明显差异。历代史书大都对楚地巫风有过记载。

《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而在“不语怪力乱神”的中原地带,对于鬼神则是“敬而远之”。这些记载体现了楚国同中原一带在对待鬼神态度上的差异。中原文明成熟较早,宗教祭祀与王权的政治理想结合较紧,尤其是经过西周礼乐洗礼之后,其原始色彩更加淡化。

《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路向孔子询问鬼神之事,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种态度说明了儒家的治世态度,这种态度也典型地代表了北方中原一带的宗教观。楚地祭祀形式则因其浓厚的巫风而保留了更多原始遗风。《隋书·地理志》云:“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所以,《九歌》是在楚地巫风大背景下的产物。

闻一多曾将《九歌》“悬解”为一出大型歌舞剧,对我们研究《九歌》的戏剧因素颇有启发。《九歌》中虽然具有娱乐与扮演因素,而且某些篇章可构成一定情节,但并非所祭祀的每位神灵之间都有必然联系,整个《九歌》并未能构成完整的情节。巫师们时而扮神、时而媚神,其目的还是为了迎请神灵莅临祭坛、获得神灵的福佑,而非为了单纯的表演,故还不能将《九歌》看作一部完整的歌舞剧。

另外,《九歌》虽然是在祭祀歌乐基础上加工改编的,但屈原的文学化创作也不能排斥。现存的《九歌》主要以文学作品形式出现,是骚体诗歌。研究《九歌》的戏剧因素,不能停留于《九歌》本身,应当透过《九歌》,看此类形式在民间祭祀过程中的娱乐和扮演行为。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