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教育家、思想家王通简介，王通的六部著作分别是什么？
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道号文中子，隋朝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一说山西河津)人，隋朝教育家、思想家。王通从小受家学熏陶，精习《五经》，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下面知秀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王通的六部著作:《续书》、《续诗》、《元经》、《礼经》、《乐论》、《赞易》，在唐代就全部失传了。只留下他的弟子姚义、薛收编辑的《文中子说》。《中说》系王通和门人的问答笔记;体仿《论语》敷衍成书，由王氏家人定为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10篇行世。
此书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为后世所重视。在哲学上此书提出以气、形、识分别作为天、地、人的特点，含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流传版本有《子书百家》本、《明世德堂》本。宋代阮逸作《文中子中说注》，有《四部丛刊》本和《续古逸丛书》本。
人物生平
传说王通15岁时便开始从事教学活动，18岁时有“四方之志，游历访学，刻苦读书“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学问大有长进。隋文帝仁寿三年(603)考中秀才后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上《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深得文帝赞赏，但下议公卿时却被冷落排挤县通化，遂作《东征之歌》，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心情。
此后，虽被任命为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但不久便因对朝廷失去信心而辞官归乡，只将兴王道之志付诸于续述《六经》和聚徒讲学的文教事业上去。回乡后，王通首先确定了续述《六经》的计划，决心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退而求诸野”，以著述和教学来为弘扬儒学作贡献。就这样，王通用了九年的时间著成《续六经》(亦称《王氏六经》)，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等，共80卷。
人物思想
王通死后，众弟子为了纪念他，弘扬他在儒学发展中所作的贡献，仿孔子门徒作《论语》而编《中说》(又称《文中子中说》、《文中子》等)一书，用讲授记录的形式保存下王通讲课时的主要内容，以及与众弟子、学友、时人的对话，共为10个部分，是后人研究王通思想以及隋唐之际思想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参考，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等。
《中说》虽在形式上仿效《论语》，但在内容上却有所创新，并有明显的时代特点。首先，王通以昌明王道、振兴儒学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卷首《王道篇》中记有：“文中子曰：吾视迁、固而下，述作何其纷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必须注重教育和人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要依靠各种人才，而人才的养成必经学校的培养，有了合格的人才王道才能倡明，儒学才能振兴。
其次，王通认为人性都是善的，都具有本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这在人身上体现为人的本性，在宇宙及广大的社会中则称作天理。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帮助人们养成完全的人格，达到“乐天知命，穷理尽性”的境界，最终被造就成“君子”、“圣贤”。
第三，王通处于儒佛道三教争衡碰撞的思想动荡时期，传统儒学教育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出现陈旧和僵化的现象。为了振兴和发展儒学，王通认为一味地排斥佛道并非良策，而应探索一条融汇三教的合理途径。
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吸收佛道思想及方法之长，为儒学的改造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养料。在《中说·问易篇》中就记载了王通的这一思想：“(一日王通)读《洪范谠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
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他在回顾了儒佛道兴衰和古代学术发展的历史之后，认为这三教可以在相互吸收、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朝着“使民不倦”的目标努力，共为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出力。在此，王通并没有明确提出援佛道入儒的思想，只是在这三者之间寻求可被利用的共同点，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世良方。当然王通的立足点还是在振兴儒学上，认为佛道的某些内容应该适应儒学的传统。
第四，王通十分注重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改造与发展。他一生著述颇丰，在隐居教授之余“续孔氏《六经》近百余类”(王绩《游北山赋》自注)，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经学辅助读物。至于他为什么著《续六经》，在《中说》里他自己说：“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此而已矣。”
非常明确地说明地是依据儒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主要结合两汉以后社会、习俗、学术、思想以及历代的统治得失等具体情况，对儒家传统思想进行阐发的。
所论虽然在大的框架上不出孔子思想的范围，但在思想内容上确有不少新的见解，特别是注意了历史变迁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变化，读后可以开阔思路，从多角度深入地钻研问题。
比如作《续诗》，王通认为是表明“化俗推移之理”，其基本精神是与传统儒学的主旨一致的，他说：“吾欲续《诗》，考诸集记，不足征也，吾得《时变论》焉”。他在吸收前人《时变论》思想的基础上，看到晋、宋、北魏、西魏、北周、隋六朝的文学作品已不象《诗经》那么古朴纯美，已经变成王道不明，风俗不正的“俗品”。
因此，他改变了《诗经》风、雅、颂的结构排列方法，而细分为化、政、颂、叹等四大部分，借以体现美、勉、伤、恶、诫五种情感意识，突出强调了诗的政治倾向和说教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