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下面就一起来看看知秀网小编带来的文章
明朝和宋朝一样,都是重文轻武的王朝,然后以文驭武。
但两朝重文轻武的过程有很大的不同。
宋朝是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得位不正,以武将身份反噬旧主称帝,又担心五代军阀祸乱的事迹不断重演。
故宋朝从开国之初就定下了遏制武将的国策,以“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而明朝开国之初并没有这么干,是文、武并重,明太祖朱元璋可没那么傻,让文官一家独大?他连封藩都能搞出来,哪会搞什么“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明朝后来的重文轻武是文官集团经过近百年的努力,逐渐促成的从上到下的共识。
其中主要有两个节点,第一是明仁宗朱高炽上台后,为了报答文官集团对他的力挺,大力提高文臣的地位,予以筹功。
第二是“土木堡之变”后,武勋集团被打残,是一个文官(于谦)带着京城军民打赢了明朝保卫战,并对军队进行了有利于文官集团掌控的改组。
另外,明太祖朱元璋生前曾指定了多个“不征之国”,遍布明朝周边地区,这种放弃扩张,内敛型的国策,也会让军队及武勋集团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
如此,从“土木堡之变”后,再到晚明时期,文官集团拿到掌控军队的权力后(从后勤到粮饷等各方面),一步步收紧枷锁,导致明朝武将和文官的地位对比,也基本和宋朝差不多了。
至明末,连老百姓都知道,家中子弟如有出息,还是当文官老爷更好。
比如,海盗出身的武将郑芝龙,就把自己的继承人郑成功塞到东林党大佬钱谦益身边当弟子,试图让郑成功走文官路线进官场。
郑成功还在崇祯十一年时考中秀才,这时的明朝已经风雨飘摇,武将在慢慢做大,可郑芝龙还是坚定不移地想让儿子往文官集团中混。
由此可知,晚明时,文官的地位和被追捧根本就不是武将所能比,能当文官的话,傻子才会去做武夫。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崇祯朝出了一个进士出身,当了十多年文官后,却上书朝廷,坚决要求把自己从文官转成武将的名人。
这位官员叫张任学,根据史书记载,他是天启五年时的进士,进入官场后,先为县令,然后入朝为御史,再出外为巡按,并受命在河南“监军讨贼”。
以这样的官场路线发展下去,只要稍微干出点成绩,将来就是升任总督,再入朝为六部尚书,有机会进内阁,执掌朝政,走上人生巅峰。
可他在崇祯十一年时,给崇祯皇帝上了奏折,要求“请易武阶,亲执干戈,为国平贼。”
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他让受自己辖制的军队主动出战,可将领们却不听指挥,“时群盗纵横,而诸将缩朒不敢击。”
这种情况在明末时很常见,像孙传庭、洪承畴那样凭借个人能力和手段让军队听话,或者像卢象升一样,拿起刀能亲自上战场,以此鼓励军队作战的文官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文官们,到崇祯朝后期,已经指挥不动武将们了。
张任学又无法绕过武将们,直接指挥部队,于是,他想干脆把自己变成武将,亲临一线指挥军队作战。
这事在当时还闹出了一场风波,因为这种事很罕见,进士出身且大有前途的文官想把自己变成武夫,文官集团肯定不乐意。
因此,文官集团的意见是,不同意以文改武,但可以多下放些指挥一线作战的权力给他,“诸臣以文吏无改武职者,请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
不过,崇祯皇帝挺高兴,他觉得这事值得鼓励,支持了张任学的想法,“命授署都督佥事,为河南总兵官”,“河南旧无总兵”,张任学是首任。
于是,文官张任学摇身一变,改换成了武将,还起步就是总兵。
在《明史·张任学传》中,记载了不少张任学改武将后的战事,他率部跟左良玉联手,击败过罗汝才,逼降过李万庆等巨宼,算是战功赫赫。
可他到底是文官出身,还是不能身先士卒,他打的胜仗基本上是兵部专门划归给他指挥的参将罗岱的功劳。
也就是罗岱在前冲锋陷阵,张任学在后面运筹帷幄,形式跟此前当文官时的以文驭武差不多,张任学毕竟不是卢象升。
这期间,川贵总督李若星曾希望让张任学恢复文官身份,然后继续以文官身份“摄行大将,督察军事”,崇祯没同意。
等到罗岱战死后(被张献忠部干掉),张任学就因兵败被撤职,他的武将生涯总共也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不到。
张任学任职总兵时,曾给主张招抚农民起义军的熊文灿提出过一个擒拿张献忠的建议。
当时,张献忠被熊文灿招抚成功,但张任学认为张献忠必然再次反叛,“献忠狼子野心,终为国患。”
所以,张任学提出,让自己以勤王为由(清军入寇,张任学部受命北上入卫),在行进至张献忠部驻地时,出其不意地攻打张献忠,“可立缚也”。
但熊文灿拒绝了这个建议,让张任学失去了一次以武将身份改写历史,扬名天下的机会。
张任学被撤职后,回家闲居了三年。
他本是文官出身,不愁没有同僚为他说话,崇祯十五年,有官员建议起复张任学。
但天不假年,张任学却于当年因病去世,没能再次出山为大明朝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