羯人石勒，是如何完成从从奴隶到皇帝的完美蜕变？

你们知道从奴隶到皇帝，羯人石勒的逆袭吗，接下来知秀网小编为您讲解

十六国初期，刘渊的汉赵、石勒的后赵先后崛起，开启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先河。但与历史悠久的匈奴人相比，羯族的崛起略显突兀;相对于出身贵族、享受汉文化教育的刘渊，曾经当过奴隶的石勒更加传奇。

这不禁让人心生疑惑：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族群，为啥能在乱世中突然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首领石勒到底何德何能，能够战胜各族强劲对手?

我们看待历史时，如果脱离所处的具体环境，单纯执着于个体的善恶，很容易会被情绪所左右。天生的人性无所谓好坏，所处的环境与经历，才是滋生善恶的土壤。从佃农到奴隶再到皇帝，石勒的独特人生道路，蕴含着偶然与必然;他与汉人谋士张宾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源动力在于西晋王朝的两大歧视性制度。

从努力耕田到落草为寇，被大时代裹挟的石勒

关于羯人的来历，《晋书》中称是“匈奴别部”，即匈奴人的分支。那时的匈奴，并不是某个种族的特称，而是草原上大大小小游牧族群的混合体;以羯人为例，由于其圈子相对封闭，长相上还保留着高鼻深目、胡须浓密的中亚人特征(后来冉闵杀胡时，就以此为筛选标准)。

西晋时期，羯族人早已跟着匈奴人一起内附，被安顿在并州地区与汉人杂居。石勒及其部族，大多生活在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但他们的生活状态，客观来说并不怎么美好。

当初魏晋统治者引入这些人口，从初衷上来讲，是为了缓解常年战争带来的劳动力缺口问题，增加政府税收。晋武帝司马炎时期，郭钦曾就此进行了描述：“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

因此，对于这些内迁民族，西晋朝廷延续了“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的政策，即跟所在地汉人百姓承担同等的义务。

但在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却对这些内迁百姓额外采取了高压、歧视、奴役政策。对于这一点，司马衷时期的太子洗马江统在他的《徙戎论》里写道：“苦汉人侵之......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作为弱势群体，他们大多沦为奴婢、佃客，以至于“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而石勒的经历，正是这一状态的真实写照。

石勒虽然出自“部落小率”(小头领)之家，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受压迫的命运。在14岁的时候，他曾跟着同乡一同前往都城洛阳贩卖家乡土特产。大都市的繁盛、恢弘，让这个少年眼界大开，情不自禁的发出了几声长啸。

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朝廷高官王衍看到，这位学富五车、知识丰富的名士琢磨了一会，对这个小胡人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于是派手下前去捕杀。好在此时石勒等人已经走远，淹没在茫茫人潮中，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我们做个假设、脑补一下：美国的一个黑人，由于在华盛顿发出了几声大叫，就被政府高官诛杀，这是什么概念?当时内迁少民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讽刺的是，多年后，王衍竟死于石勒之手。)

随着石勒逐渐长大，杰出的素质逐渐体现：“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但这种天赋并无用武之地，他跟其他族人一样，成了替汉人地主耕地的佃户。同时，由于颇有领导才能，他还替代性格暴躁的父亲履行“部落小率”之职。

当时，一些父老很看好石勒，认为他“状貌奇异，志度非常”，建议乡亲们善待他。但大多数人对此嗤之以鼻，只有地主郭敬、宁驱深有同感，二人时常对石勒进行资助、照顾。而石勒对此也感激涕零、知恩图报，为这两家耕地时特别的卖力。

不出意外的话，石勒也许会沿着父辈们的轨迹，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农民。但司马氏的西晋朝廷没给他这个机会。

晋惠帝的太安年间(公元302-303年)，八王之乱发展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乂之间爆发了混战，数十万大军血腥厮杀，朝野一片混乱;同时，旱、蝗自然灾害频繁出现，并州陷入大规模饥荒，在外做工的石勒与其同族流散，于是返回故乡寻求恩人宁驱的帮助。

但在那时，当地的北泽都尉刘监正四处抓捕归乡的胡人，其后当成奴隶卖掉。在宁驱的竭力帮助下，石勒才逃过一劫。眼见武乡险象环生，他只好再次背井离乡，计划前去投靠纳降都尉李川。

为了躲避官兵，石勒一路上躲躲藏藏，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幸运的是，在途中竟然遇到了郭敬。绝境遇知音，石勒不禁痛哭流涕，倾诉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见到这幅惨状，郭敬也情不自禁的潸然泪下，大度的为石勒提供衣服、食物。

缓过神来的石勒，体现出了他的眼界与气魄。他向郭敬建议：眼下饥荒肆虐，生产秩序荡然无存，并州胡人已到了饿死的边缘，地主们也早晚坐吃山空;因此，不如把当地胡人骗到冀州乞讨，其后趁势把他们卖掉。这样的话，胡人饥民得以活命，郭敬也能赚的一笔可观的资金，可谓一举两得。

但还未等郭敬付诸行动，当时的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已经捷足先登。为了帮助自己的哥哥——正在参与八王之乱的东海王司马越，他命令手下将军郭阳、张隆在辖区内抓捕胡人，其后卖到山东换取军饷。石勒也没能逃过一劫，他和大量匈奴、羯人同乡纷纷被抓，每两个人戴着一副枷锁，被晋军驱赶着前往山东地区(太行以东)。

一路上，石勒遭到饥饿、寒冷、疾病的折磨，一度险象环生，好在郭阳是郭敬的同族，帮助石勒熬过了这段令人恐惧的历程。最终，他被卖给茌平(山东聊城)人师欢为奴，继续从事他种地的老本行。

师欢也有识人的眼力劲，由于自己非同寻常的相貌、气度，石勒被免掉了奴隶的身份。但即使如此，身在那个乱世，他注定无法享受安定的生活，期间曾差点被游军抓获。

这段时期的多舛经历，逐渐改变了石勒的思维，他不再甘于当一个任人鱼肉、朝不保夕的安分守己者。这期间，他与隔壁的牧马人汲桑结为好友，并且纠结了王阳、吴豫、刘膺等17个悍勇之人，组成了“十八骑”，开始了打家劫舍之旅。

乱世出枭雄，石勒的才能崭露头角

公元304年，八王之乱愈演愈烈，中原地区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起先，东海王司马越纠集了10万大军进攻成都王司马颖的邺城，但落得惨败，随军的晋惠帝司马衷也被挟持;

其后，并州刺史司马腾决定替哥哥司马越出气，他联合幽州刺史王浚，纠集了乌桓、鲜卑骑兵帮助自己进攻邺城;

危急之下，司马颖让匈奴首领刘渊回并州替自己组织人手，但对方随即翻脸，自称为汉王;司马颖逃到洛阳后，落入了司马颙之手。

在这种乱局下，司马颖老部下公师藩等人纠结起数万兵马，在赵魏等地作乱。石勒也跟随汲桑前来投奔，由此正式开启了从军之旅。

但没过多久，公师藩就被西晋平昌公司马模击败，随后死于名将苟晞之手。汲桑与石勒只能逃回当初放牧的地方，招募亡命之徒、自立门户。随着队伍的发展壮大，汲桑自称大将军，并且举起了替成都王司马颖效力的旗帜，与司马越、司马腾两兄弟较上了劲。

在这个过程中，担任汲桑前锋骨干的石勒逐渐展现出自己的军事才华。公元307年，他们攻入邺城，斩杀轻装出逃的司马腾，杀死守军万余人，劫掠妇女财宝而去。随后他们渡黄河、南攻兖州，直面司马越派出的名将苟晞。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双方在平原、阳平之间交手三十多次，苟晞笑到了最后，主力尽失去的汲桑、石勒只得往西投奔刘渊。途中，他们遭到了多股晋军的截杀，汲桑死于非命。此时已落单的石勒，如果直接投奔刘渊，势必不会得到重视，于是他决定先行空手套白狼。

石勒逃到上党地区，投靠了张(bei)督、冯莫突率领的胡人武装。在这里，他凭借自己的出色能力，迅速得到了众人的爱戴。随后，在石勒的鼓动下，这股势力归顺了正处用人之际的刘渊。他也因这份功劳被任命为辅汉将军、平晋王(注意这个字眼)，全权负责统率这支人马。

不久后，为了帮助刘渊收复乌丸人伏利度的武装，石勒上演了一出无间道，只身前去投靠;在获得对方将士的信赖后，他绑架伏利度、降服众人，其后带领全部人马投奔了刘渊。

石勒的这两次神操作，将自己的魄力、能力以及人格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由此也获得了刘渊的倚重，被任命为都督山东征讨诸军事，负责统帅原张督、伏利度的部下，从此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武装。

由枭雄到帝王，石勒的贵人是汉人张宾

接下来的几年里，石勒成了刘渊手下的一把利刃。

公元308年，石勒受命往东攻打赵、魏地区，击败了西晋司空、并州刺史刘琨的队伍，攻陷壶关、魏郡、顿丘等地。其后，石勒严格约束队伍，在当地挑选了五万名强壮百姓编入军队，其他老弱妇孺则秋毫无犯。这在当时的乱世下极为难得，石勒由此得到了当地人的爱戴，“百姓怀之”。

这年十月，刘渊正式称帝后，加封石勒为平东大将军。接下来，石勒先后进攻邺城、赵郡、中丘，连战连捷，杀害大量晋军、乞活军将士，让人闻风丧胆。不久后，他又进攻巨鹿、常山，拿下等冀州郡县堡垒百余个，掌控的资源大增。

这段时期的征战，让石勒的兵力迅猛扩张，此时各族将士已经达到了十余万;更重要的是，他在当地获得了大量汉族士人的支持，并且专门成立了“君子营”，让这些文人成了自己的智囊团。其中的佼佼者，名为张宾。

张宾出身寒微，他自幼饱读诗书，自认为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在西晋的用人政策下，并没有得到任何崭露头角的机会，沦为了门阀政治的牺牲品。

西晋完美的延续、发展了陈群的九品中正制，选官用人“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贵”，逐渐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士族有“世及之荣”寒门却无“寸进之路”的政治格局，用今天的概念而言，就是阶级固化。可怜的张宾，就此被排挤在西晋的体制之外，内心的愤懑、不满可想而知。

因此，当中原大乱后，张宾默默观察各股势力的情况，暗中进行筛选，“历观诸将”，最终敲定了势头迅猛、格局非凡的石勒。史书称，当时他“提剑军门，大呼请见”，用毛遂自荐的方式，进入了石勒的视野。

在一番磨合之后，张宾迅速成为了石勒的谋主，并且凭借自己的卓越才华，帮助石勒在几个重要关头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从一个地方枭雄成长为有问鼎天下之相的帝王：

其一，改变战略，击溃西晋主力。公元310年，石勒试图集中精力经营江汉地区，但在遇挫后听从张宾的建议调整战略、返回中原。第二年，他抓住西晋东海王司马越病死的机会，率轻骑奔袭，歼灭了十多万晋军，替匈奴汉国除掉了攻下洛阳城的最后一个阻碍。

其二，诱杀王弥。公元311年，在与刘渊侄子刘曜、汉人流民武装首领王弥一起攻破洛阳城后，面对王弥的算计，石勒采取张宾的妙计，与对方虚与委蛇。最终，在骗取王弥的信任后，石勒设下鸿门宴，诛杀对方、吞并其武装，实力暴增。

其三，放弃南征，经营河北。公元312年，石勒进攻江南受挫，面对着瘟疫、晋军的双重威胁。危急时刻，众人要么建议投降、要么主张拼死一搏，只有张宾头脑清晰，提出了“北据邺城之险，以经营河北，逐鹿天下”的宏伟战略，拟定了石勒的政治蓝图。

其四，妙计吞下幽并二州。石勒北上夺下襄国(河北邢台)、邺城(河北临漳县)后，西边是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东北为幽州刺史王浚，对方一个联合拓跋鲜卑、一个借助段部鲜卑，战斗力彪悍，让石勒面临巨大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张宾提出了假意向王浚称臣、协助对方称帝的计策，通过一系列的伪装骗取了对方的信任。公元313年，眼见时机成熟，石勒决定偷袭王浚。他根据张宾的计谋，首先写信给刘琨，声称自己要为对方消灭王浚;其后轻骑突袭，一举杀入蓟县，俘获王浚、吞并幽州。

上当受骗的刘琨没多久也被击败，石勒几乎完全占据了河北，为他接下来与匈奴汉国分道扬镳夯实了基础。

其五，压上国运败前赵。公元319年，在刘曜称帝、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后，与其闹翻的石勒也在襄国自称赵王(史称后赵)。他任命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位冠僚首”，推行了一系列建章立制、恢复生产的政策，积极为对抗前赵积蓄力量。

公元328年，石勒派侄子石虎进攻前赵，却迎来刘曜的全面反扑，重镇洛阳被围困、大量郡县投降，后赵境内为之震动。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石勒听取张宾的建议，力排众议，集结国内全部精兵前往洛阳与刘曜决战。

第二年初，面对刘曜的优势兵力，孤注一掷的石勒大获全胜，不久后，前赵灭亡。除前凉、鲜卑各部外，石勒几乎占领整个中国北方;下一年，他正式称帝，完成了从奴隶到皇帝的惊天逆袭。

石勒崛起的传奇历程，既是他的个人奋斗史，也是西晋王朝的堕落史。

从其早年经历来看，虽然面临着统治者的歧视性压迫，但石勒一度安于现状。他对自己的遭遇逆来顺受，对他人的帮助感恩戴德;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

面对天灾人祸的摧残，势单力薄、饥寒交迫的石勒及其部族四处流亡，虽然面临绝境，但仍不敢挑战西晋的权威，而且首先考虑依附帮助自己的汉人地主。

但在遭受了无辜被卖为奴隶、饱受折磨、朝不保夕的惨痛经历后，天资骁勇、头脑过人的石勒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心境，踏上了落草为寇、加入叛军、对抗西晋朝廷的不归路。

而即使如此，由于缺少系统性战略思维，石勒的天花板，也许只是个横行一方的军阀、枭雄。但在关键时刻，被西晋人才体系抛弃、鄙视的汉人寒族才子张宾出现了，在他的帮助下，石勒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从枭雄到帝王的华丽转身。

历史无法假设，笔者也没有丝毫为石勒辩解的意图。但我们可以这样推断：

石勒、张宾之所以走上反叛之路，晋王朝的民族压迫、人才歧视政策是催化剂;但即使如此，假如没有“八王之乱”等一系列作死行径，西晋王朝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崩溃离析，刘渊没有机会建立汉国、石勒的后赵没有面世的机会，更没有后来石虎在位时的为非作歹、丧心病狂。

我们在指责古代战乱时期残暴行为的同时，也应该探究相应乱局出现的时代原因;看到表象，更要反思原因，这才是正确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