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益继位称帝后，天下为何开始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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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余年前，大禹秉承尧舜禅让政治传统，向上天推荐皋陶，授予治政大权，将皋陶立为“储帝”。一旦大禹去世，皋陶将接任帝位。

可惜，皋陶英年早逝。相传，皋陶执掌刑法，犹如今天的大法官，死于帝禹二年，享年106岁，这种说法显然不太可信，大禹找接班人，不太可能找一老态龙钟之人，十有八九比大禹稍微年轻一些。

于是，大禹又立了一位“储帝”，即大禹治水的高级助理伯益，相传是《山海经》的作者。

大禹在位第十年，东巡会稽时去世，伯益继位为帝。自黄帝起，一场席卷华夏的“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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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益为帝之后，天下开始动荡，阴谋策动者古书记载不一，主要有三种。

一，《竹书纪年》记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

伯益挑起战争，先囚禁了启，于是启暴起反杀，进而夺取帝位。伯益为何如此，原因不难理解，启对伯益帝位稳固影响很大。

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

大禹禅让伯益之后，启的手下纷纷造反“攻益”，进而玩出一出“黄袍加身”的把戏，这一说法中启并未动手。

三，《史记·夏本纪》记载：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大禹禅位伯益，但伯益“佐禹日浅”根基不牢，天下不服伯益，诸侯反而纷纷朝拜启，于是启自动成为一代新“帝”。

这三份记载各不相同，谁先发动权争记载也不同，但透过其中文字记载，不难看到一个惊心动魄的共同点：大禹去世之后，“华夏联盟”内部权力争斗非常激烈，伯益与启势同水火，最终夏后氏族长启因有大禹打下的深厚根基，在夏后氏拥护者的支持下，启夺取了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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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儒家说法，尧禅让舜，舜禅让禹，其原因在于舜与禹有德行、有能力、有功劳，所以天下万民归心，权力平稳交接。那么，伯益其人怎么样呢?

大禹治水有功，得到万民拥戴，伯益是大禹治水高级助理，也有治水功劳。除了治水，伯益还有二大功劳：在遭受洪水侵袭的地方，根据当地地势低洼的特点，教给民众种植稻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粮食紧张的上古时代，伯益这一发明功劳巨大，所以帝舜将族女嫁给他，还让他担任虞官，掌管山泽、繁育鸟兽;发明凿井技术，《吕氏春秋·勿躬篇》记载“伯益作井”，井的出现让先民可以不再逐水而居，北方广大平原地区逐渐为先民充斥，得以开发，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

可见，伯益即便不是尧舜禹这般“圣人”，但以他的资历、贡献、德行来说，有足够的资格成为大禹的接班人。而大禹选择伯益，想必不会无缘无故，必然因为伯益有让人信服之处，不然如何“任之政”?

既然如此，为何大禹禅位伯益却引起巨大风波，大禹之子启与之爆发激烈权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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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要解开伯益与启的权争原因，就要先了解上古时代背景。

每一个时代都有独特“国情”，史书记载的古人行为举止，不结合相应时代很难明白。四千余年前，若干个强大的关系密切的部落联合，组成了一个“华夏联盟”，盟主就是“帝”。在那个王侯将相皆有种的时代，尧、舜、禹、皋陶、伯益等人，不可能是普通民众，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强大的部族支撑，因此禅让的本质大概是以下二种：

一，部落内部权力交接，相传尧与舜都是黄帝后代，数代之后各有部族。

二，部落之间权力交接，由于是多部落组成“华夏联盟”，谁的部族实力更强，号召力更大，无疑更容易获得“帝”位。

《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时“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其中“不敢入”何解?或许，大禹治水时，舜的部族非常强大，但大禹的夏后氏实力也很强，威胁到了舜部族地位，因而之前大禹父亲鲧被稀里糊涂杀死，大禹就变得更为谨慎。大禹治水过程中，纵横捭阖，让无数诸侯归心，最终舜不得不禅位于大禹，而非其他人。

山西陶寺遗址，与尧舜禹时代非常接近，被认为最可能的尧帝古都。这座遗址的墓葬中，有着非常残忍的一幕，高规格墓葬里的几具尸骨遭到残忍破坏。原因何在?结合《竹书记年》中“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与《韩非子·说疑》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记载，所谓禅让真相或许就是残忍血腥的权争。

透过上古时代背景可见，禅让是当时的政治传统，本质大约是原始民主推举制，不是尧舜想传位于谁就一定能传位于谁，最终“帝”者是各方势力妥协平衡的结果。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权斗、血腥厮杀、政变层出不穷。

因此，大禹所在的夏后氏实力虽强，但绝不可能像后世皇帝那样一言九鼎、言出法随，选择禅位伯益应是权力平衡的结果。但对于大禹之子启而言，夏后氏实力强大、盟友众多，自然不甘心被伯益领导，于是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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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益与启的权争时，还存在一个关键问题：为何伯益实力好像非常差劲，被启轻松击败?

上文提到“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或“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无论在实力方面，还是在人望方面，伯益表现得都非常差劲。但伯益跟随大禹治水，又有发明创造，大禹还“任之政”数年，应该不会出现“天下未洽”之怪事，而且伯益背后必有一些强大部族支持，不会那么轻易失败才对。

大禹死后，为何帝者伯益如此差劲?《战国策：燕策一》记载或揭开了真相，“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可见，大禹禅位伯益，或是无奈为之，碍于当时禅让政治传统，才选择了伯益，但为了最终传位于启，将天下家族私有化，实则早已暗中布局，由启自己摘果子。比如，让伯益执政，而以启为吏，估计是架空了伯益，让启掌握实际权力，因而最后才会出现“诸侯皆去益而朝启”。

启夺权后，破坏了当时政治传统，激起以有扈氏为代表的一批诸侯的不满，与以夏后氏为代表的联盟发生激战，最终双方爆发“甘之战”，夏启取得了胜利。

从此，传统的“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中华文明进入新篇章。对伯益而言，夏启篡权罪该万死，但对中华文明而言，原始公天下到家天下却是时代的进步。

夏启篡夺伯益帝位，掀起的这一场政治大变局，至此并未结束。

史书记载夏启晚年荒淫无耻、贪图享乐，所以导致武观之乱(夏启儿子武装夺权)、太康失国等事件，其实与“公天下”突然变成了“家天下”，规章制度不完善，天下私有化还处于过渡期，人心混乱不知所措，让野心家看到了机会，所以才出现夏启死前就爆发夏朝分崩离析之忧，死后更是导致夏朝中断五十余年。直到少康出现，才真正建立了夏朝的统治。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竹书记年》、《韩非子》、《史记》与儒家记载等都是当时人们对上古的认知，但时移世易，政治环境早已不同，史书对上古认知往往会出现误解，如今回顾上古历史，就要揭开笼罩在禅让制、大禹、夏启等身上的外衣，如此方可管中窥豹一些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