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为何可以与皇帝结为朋友?“西汉鸿文”贾谊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其代表作有《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等,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被后世誉为“西汉鸿文”。

据《汉书·贾谊传》记载,汉文帝刘恒执政初期,就因听闻贾谊从小就有“洛阳神童”的名号,故而特意召其入朝担任博士,而当时贾谊才二十余岁。当时的博士,多为年老时多的学者,主要用来执掌天下典籍和文献,以备皇帝随时咨询。换言之,类似于后世的参谋部或者智库的角色。

相较于其他博士,贾谊可谓是英气逼人、少年得志。每当文帝与诸位博士进行策论之时,其他老博士欲语不能之际,贾谊总能提出独到的见解,他也因此深受文帝的宠信。入朝不足一年,贾谊就被破格提拔成为太中大夫,俸禄千石。

面对汉文帝求贤若渴般的询问,贾谊向其抛出了一系列策论,并明确提出了居安思危、革除弊政的建议。在《过秦论》中,贾谊明确引述秦朝二世而亡的故事,向文帝讲述‘前车覆,后车鉴’的道理。“看到前面的车子倒下了,后面的车子就应当引以为戒”,这便是成语“前车之鉴”的由来。

然而,自古以来改革变法多为不易。任何一个时代的改革者,都会面临巨大的阻力。抱残守缺的既得利益者,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清理干净的。比如战国时期,楚国吴起变法就曾因时间急促、政策过于激进而夭折;相比之下,秦国商鞅变法则在汲取了魏国李悝变法经验、承袭了秦献公新政的基础上得以长久推行,并“奋六世之余烈”,到了秦始皇时期才算基本完成。

贾谊入朝后不久,便向汉文帝提出了“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等一系列改革建议,并明确提出了包括削弱藩王和列侯、收拢天下财权的主张。可是问题在于,当时汉文帝才刚刚在宗室和功勋元老们的支持下清理了吕氏势力,权势尚未稳固,贾谊的建议不仅阻力甚大,反而不符合汉初修生养息的国策。

当然,汉文帝绝非庸主,他非常清楚贾谊在削藩、削弱功勋集团、增加中央财政等主张对于巩固皇权是多么的重要。文帝二年,皇帝依据贾谊《论积贮疏》中的建议,加强了重农轻商的政策,促进了天下农耕的繁荣。不久,文帝又依照贾谊的献策,迫使功勋元老集团的列侯们陆续离京,前往自己的封地,削弱了元老派对朝局的影响力。基于此,文帝决定再度提拔贾谊,准备任命他为公卿,这遭到了元老朝臣们的强烈反对。

以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人为代表的元老们,诬蔑贾谊独断专权、破坏国家祖制,强烈反对汉文帝的这项任命。 除此之外,因贾谊经常对文帝身边的宠臣邓通鄙夷和讥讽,招致后者的忌恨,于是也在文帝面前煽风点火、诋毁贾谊。看到阻力甚大,文帝便放弃了对贾谊的任命,转而将其外放到南方楚地的长沙国去了。长沙国是汉高祖刘邦留存下来的唯一一个异姓诸侯国,第一任开国君主是汉朝开国功臣吴芮。

贾谊受命前往楚地担任太傅之时,长沙国已经是第五任君主吴著时期了。或许在汉文帝眼中,将贾谊外放既可以锻炼这位年轻人的施政手腕,又能够将其暂时摘除中枢权力的漩涡之中。不过,贾谊显然并未领悟汉文帝的良苦用心,长途跋涉、远离家乡的经历,促使其充满了挫败感和悲观情节。身在楚地的文人,不可避免地想到了离世尚不足百年的屈原。当年,屈原亦是力主楚国革新,却遭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楚怀王贬谪出京的。为此,贾谊在途经湘江之时还特意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借以抒发心中怀才不遇的愤慨。

按理说,贾谊身在长沙国之后,应该反思自身,改变自己政治手段过于刚硬、主张过于激进的缺点,吸取当年屈原失败的前车之鉴。但是年轻气盛的贾谊,实在难以改变自身的性情,并在外放长沙的第三年向文帝上了著名的《谏铸钱疏》,并在里面明确指出宠臣邓通和吴王刘濞自铸铜钱势必引发经济动荡、天下大乱。可是问题在于,吴国坐拥汉朝上好的铜矿资源、自成体系,朝廷难以长臂管辖。邓通身为宠臣,其私自铸造铜钱的背后,本就是朝廷对抗藩王的暗棋,同样也无法废黜。所以,贾谊的这次上奏不仅未能起到效果,反而加深了邓通对他的憎恨。

不过,恰在贾谊担任长沙王吴著的太傅之时,朝中的功勋元老集团却接连遭受重创。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也在冤案被赦之后不问政事了。很快,汉文帝就将贾谊从楚地召回,二人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相谈甚久。需要指出的是,晚唐诗人李商隐曾有诗作《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然而事实上,汉文帝绝非故意冷落贾谊,只是双方谈话太过于投机,后来话题又从祭祀拓展至鬼神了而已。

当然,汉文帝既不是晚唐皇帝,也不是楚怀王。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作,他非常清楚人才治国的重要性和贾谊的才干。为了能够将改革措施长久落实,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在贾谊二次入朝之后,“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少子,自幼喜好读书,可以说是汉文帝诸子中寄予希望最大的一个。在汉文帝看来,贾谊关于巩固朝政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宜过于急迫。文帝吸取了秦朝的前车之鉴,最终做出了让贾谊对自己的继承人言传身教的决定。

凭借多年外放的见闻,以及对时局的潜心研究,他一方面依据异姓王和同姓王接连造反的教训提出了削藩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和亲政策绝非长久之计,在匈奴问题上必须保持居安思危的态度;最后,他一直对商人经济力量膨胀的警惕,极力主张收拢铸币权回归中央,并推行重农轻商政策。

然而遗憾的是,在贾谊担任梁怀王太傅之职的第四年,梁怀王在朝见文帝的途中不幸坠马而亡。此事对贾谊的打击极大,这不仅仅意味着其身为师长和监护人的严重失职,更是影响了自己和汉文帝宏大改革计划的实施推动。此后,虽然贾谊依然尽心尽力地替汉文帝出谋划策,并制定了预防吴楚藩王叛乱的策略,但最终心力憔悴、丧失了对人生的信心。去世之时,年仅33岁。

后来汉景帝、汉武帝时期,朝廷频频对地方藩王做出削藩试探,并在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又以“推恩令”的方式加速了藩国的瓦解。至于功勋元老集团,则以名将周亚夫的冤死而烟消云散。那位颇受文帝喜爱的佞臣邓通,更是被景帝以过境采矿的罪名,罢了官、没收其全部财产,最后饿死于雅安。而当藩王、元老集团和商人势力相继剪除以后,汉朝开始在武帝的统御下抛弃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东亚大陆的战略大反击。

贾谊宛若文帝时期上的一颗流星,却因此照亮了西汉帝国的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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