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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当皇帝之前的工作就是武将,还是一员优秀的武将,在征讨过程中,他经常亲自出征,或者在 关键的战役上给予主帅战术建议。最高领导要做到这点,必须自己很内行,若是像秃子那样经常去指挥一个团的战斗,或者像宋太宗、宋真宗那样让主帅按照“阵图”去打仗,就犯了兵家大忌。
战争的人事安排上,赵匡胤做到了充分的放权,让主帅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又能让主帅尽忠,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流行武将造反的时代,没发生过一次主帅造反的事情。王全斌攻下成都后政令昏庸,逼反了十几万川军,赵匡胤也能做到继续充分相信王全斌,没有让王全斌铤而走险反了大宋。
墨子说:“上君尽人之智,中君尽己之智,下君尽人之力。”用武将方面,赵匡胤完全做到“上君”这个标准,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大宋接下来的十七个皇帝都达不到这个高度。每攻下一个国家,赵匡胤必定优待国君和大臣,这给其他政权极强的心理暗示,几乎每个政权里都有愿意主动归降的大臣。南方还剩下的两个小国家:吴越和清源,甚至连皇帝也想着要投降。
经过十六年的切身体会,赵匡胤明白了东京为什么不是一个牢固的首都。一是东京没有天然的屏障,这对防守来说是很不利的,像北京这样三面环山,一面环水的地形更利于防守。二是由于没有天然屏障,只能派重兵把守,这消耗了国家财政大量的物资。离东京不远的洛阳,拥有很好的天然屏障,武则天曾在这里建都。赵匡胤想着要迁都到洛阳。自古迁都就是大事,一个王朝因为迁都失误而转向没落甚至灭亡,历史上的实例比比皆是。
那为什么赵匡胤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迁都呢,除了客观的原因,还因为他要避开弟弟赵光义在东京发展的势力。本来,赵普很早就发现了赵光义私聚幕僚的意图,他和赵光义在大宋建立之前是好朋友,后来因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发生了分歧,两人逐渐成为水火不容的两大政治集团。
两人的争斗,从不亲自出面,往往采取打击对方亲信的手法。一次,开封府判官姚恕奉赵光义之命拜见赵普。赵普恰好正在请客,门卫就没有及时通报。姚恕生气了,拂袖而去。过了一会,门卫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赵普,赵普慌忙派人去和姚恕道歉。
姚恕觉得自己有赵光义撑腰,仍然掉头不顾,对宰相的致歉毫不领情。赵普一贯是个小心眼,这次也怀恨在心,过了几天就借机把姚恕调到澶州做通判,相当于澶州市副市长,即使是赵光义出面挽留,赵普也不买账。几年之后,黄河在澶州决了口,赵普以姚恕通报灾情不及时为由,将姚恕暂首弃市,再投尸黄河,既打击了赵光义的气势,又出了口恶气。
而现在,赵普被罢免了,赵光义的势力集团一支独大。赵匡胤又很爱惜自己的弟弟,对赵光义的所作所为也采取了默然的态度。赵普罢相后一个月,赵光义进为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柴荣继承养父郭威的皇位之前,官爵就是晋王。这个安排,似乎是表明赵光义就是皇位继承人。
之所以做这样的安排,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十五年前,杜太后得了重病,感觉自己不久人世,就问赵匡胤:“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得天下吗?”赵匡胤做了一个标准的孝子式回答:“全是因为祖先和父母的功德。”杜太后说:“不是,是因为柴荣让一个小孩子当了皇帝(十一岁的柴宗训),假如后周有年长的君主继位,你怎么能得到这个位置。”
杜太后还设计了避免宋朝也出现这种局面的方法:“你百年以后,应当传位给弟弟光义,光义之后,当传位于廷美(赵匡胤最小的弟弟),廷美再传位于德昭(赵匡胤的大儿子)”这个考虑完全出于不立幼子做皇帝,而现在,十五年之后,赵匡胤的两个儿子已经成人。大儿子赵德昭,28岁,小儿子赵德芳,23岁,一直都没听说有失德的表现。按照中国历来的传统和大家根深蒂固的意识,赵匡胤应该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然而,赵匡胤一直都没有立太子,他担心赵光义的势力已经发展的很大。贸然立了太子,赵光义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不如先迁都,摆脱赵光义已经形成的势力圈,再立太子也不迟。赵光义明白迁都的“另一个”意义,极力阻止,赵匡胤终其一生也没能完成这个心愿。有一次,赵匡胤愤愤的说:“不出百年,天下的财力必 定为京城的防卫而耗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