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政权在唐朝之后,入主中原已经变成了常态的原因是什么?

唐朝之后,游牧政权为何会变得越来越难打了?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知秀网小编一起看下去。

宋朝是中国古代的分水岭。在这之前,游牧民族想要入住中原,可谓难如登天;即使十六国时期的“五胡”,其实早就内迁、归顺中原;而宋朝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已经变成了常态。这难道是他们变强了吗?

其实,北方游牧民族没变,变的是中原王朝。

所谓难易、强弱,更多的是个相对概念。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宋之前的中原王朝,是敢于直面强敌的勇者;而宋朝的统治阶层(以及明朝后期的士大夫们),是一群只会压榨百姓、精通内斗的怯者。

先对比两句名言:

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汉武帝从此对他更加器重,把他视为打击匈奴的王牌。“由此上益重爱之”

岳飞说:“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然后,他被宋高宗以及一众文臣联手做掉。

其实笔者想表达的已经很明白了,下面细述。

在唐朝以及之前,北方的游牧民族并不比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弱鸡,相反甚至更加可怕。以汉、唐为例,这两大以强盛闻名的王朝,在起步阶段,却无一例外面临着北方草原政权的凌压与羞辱。

在击败项羽后,汉高祖刘邦对于当时统一了北方草原的匈奴人,在思想上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公元前201年,他亲自率领32万大军迎击匈奴,结果中了对方的诱敌之计,被40万骑兵围困在白登山7天7夜。脱险之后,汉王朝就开始了对匈奴长达数十年的和亲赠礼、委曲求全之策。

以马匹为指标,对比下双方当时的实力:刘邦凑不齐四匹同色马;而白登之围时,匈奴40万大军分布在四个方向,每支队伍中的10万匹马都是同一种颜色:“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

唐王朝也好不到哪儿去。隋朝末年北方的各大割据政权,背后都有突厥人的影子,李渊当然没能免俗。但这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突厥人依仗着这份恩惠,对李氏是予求予取,稍有不满,即大举南侵,唐高祖李渊甚至被骚扰的考虑迁都;待到李世民刚刚即位,突厥可汗甚至带着大军逼近长安城,英明神武、战力彪悍的唐太宗不得不达成便桥之盟,通过馈赠财物解决了危机。

而北宋初年的情况,其实比汉唐好得多。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北汉时,在白马岭大败前来救援的契丹军队;紧接着,他率军北上,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围攻燕云十六州的核心重镇幽州城。在几乎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宋军受到契丹突袭、三面受敌,在高梁河大败、阵亡万余人,赵光义本人也光荣挂彩。

好在契丹主帅也身受重伤,无法穷追猛打。接下来的20多年里,双方在边境陆续冲突,但都未能有所建树。宋真宗时期,宋、辽达成了澶渊之盟,以送岁币、绢布为代价,达成了暂时的和平。

由此可见,汉、唐、宋建国初期,在北方面临的压力并没有多大差别(形势占优的明朝更不用说)。可能有人说燕云十六州,但我们别忘了,在西汉初年,连河套地区都在匈奴人手里。

开局并无不同,差距在接下来的应对。

西汉初年的治国之道,表面上采取的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然而在骨子里,却是“汉随秦制”,几乎全盘照搬了秦朝的严刑峻法;这一阶段,是“酷吏”最集中的时期,“缇萦救父”这种看似温情、实则残忍的典故,正发生在以柔和知名的汉文帝在位时。

到了汉武帝在位时,当他决心放弃数十年来的屈辱和亲政策、以武力解决北方边患时,面对着朝廷里排山倒海的反对之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年的安逸生活,让新兴权贵们不愿意冒着舍弃既得利益的风险,搭上财力、物力甚至性命,去改变边境居民日复一日被掠夺、屠杀的惨状。

所谓“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跟既得利益阶层商量改变现状的事,那等于是与虎谋皮,基本上不大可能。但汉武帝延续了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时期深文酷法、繁刑严诛的作风,轻而易举压制了反对意见,并且打破常规,大刀阔斧起用与自己理念吻合的经济、政治、军事人才,通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对外扩张,不仅消除了匈奴这一对中原生存威胁巨大的强敌,还奠定了其后千余年中原王朝的地缘框架与疆域基础。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是汉王朝血性的真实体现。

下一个像西汉这样,数十年致力于打压强敌、拓宽生存空间的王朝,正是唐朝。

在便桥之盟后,面对国力虚弱、人口锐减的现实,李世民君臣一边整顿吏治,轻徭薄赋,一边枕戈待旦、加强练兵,积极策划着对突厥的复仇。

短短3年后,抓住对方遭受天灾、内部矛盾迭起的契机,唐军发起了对东突厥的反攻战,李靖、李世勣等名将联手,一举端了敌人老巢;曾经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虏。不久,唐太宗李世民被原依附于突厥人的周边政权尊奉为“天可汗”。

不仅如此,一直到安史之乱前的100多年里,唐朝历代统治者一直致力于对外征伐,现实的威胁固然要对付,潜在的敌人更要趁早铲除。与隋朝接力灭亡高句丽的举动就是例证。无数的顶尖人才,这在个过程中崭露头角,出将入相、金戈铁马,“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即使那时的文人,也是如此的铁血。

若问哪个民族配得上“战斗民族”的头衔,不用往北看,咱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国土,并不是捡来的。

但经历了五代十国后,赵氏兄弟为了解决长期以来藩镇割据、武将篡权的局面,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重内轻外、重文轻武。为了鼓励社会人才弃武从文,他们下了很大一番力气,比如大幅提高科举名额,中举就可以当官,以至于养了无数的冗官;文人带兵,打压武人;儒家传统经典列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以提高“君君臣臣”的意识;程颢、程颐、朱熹折腾出的“程朱理学”,被誉为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跃,但实际上,呵呵......

当然了,还有那句为无数文人津津乐道、顶礼膜拜的祖传家训:誓不杀大臣及言官。“与士大夫共天下”,也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把控天下。

宋神宗在位时,试图以变法强国,从而一雪前耻、振兴中原。这跟当初的汉武帝有一点类似,不过他面对的朝廷可不是当初的西汉,此时的既得利益阶层已经翻身当上了主人:

宋初对待士大夫阶层的宽容,反而营造出一种奇葩的离心力;掌握了朝政的大部分文官们,以对抗变法为勇,以得罪当权者为荣,以维护传统秩序为使命。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是改变现状的政策,势必会遭受各方的围攻;王安石的变法,即使有宋神宗的支持,也显得举步维艰,以至于变成了四不像。

其实就是利益作祟。宋朝以来的重文轻武理念,反而造就了权势大到变态的士大夫阶层。社会经济文化无比繁荣,但财富都集中在文人集团手中,老百姓则被压榨得痛不欲生。

在这种畸形的社会架构下,中原王朝失去了对外铲除潜在威胁、拓宽生存空间的动力与实力,变得小富即安、故步自封,沉迷于所谓的羁縻、怀柔、安抚。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实力为后盾,古往今来,没人吃这一套。北方游牧民族从而得到了无压力的野蛮生长空间。

无论是宋末,还是明末,即使皇室试图振兴朝纲、竭力对抗外敌时,发现自己根本使不上劲:财富都在自己所依仗的利益集团手里呢。那找老百姓盘剥?已经被压榨到极致的人们,只有奋起反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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