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知秀网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汉武帝。
说到汉王朝的强盛,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也许是人类史上最为霸气的宣言之一。
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西汉王朝之所以能够如此霸道,首先得感谢汉武帝刘彻。若不是他在位期间数十年如一日对匈奴穷追猛打,汉元帝时期的西域都护府副校尉陈汤,很可能没机会说出上述豪言。
那么,汉武帝有没有说过狠话?有,不过不是那句著名的“寇可往,吾亦可往”,这只是电视剧中的艺术加工。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亲自率领18万铁骑在边境巡视,同时派使者给匈奴乌维单于送去了一封信,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南越王头已悬於汉北阙。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汉书》)
直白点理解是这样:南越王的人头已经被挂在京城示众了;单于如果敢打仗的话,就放马过来,大汉天子亲自在边境等着你;如果不敢,那就趁早投降,何必龟缩躲藏在苦寒之地受苦!?
这当然是赤裸裸的羞辱,匈奴单于大怒,当即处死了主张接待汉使的匈奴官员,其后很机智的躲了起来,既不敢应战、自然也不甘心投降。
身为堂堂中原皇帝,刘彻为啥会有看起来如此“中二”的举动?看看这之前的艰苦过程,我们也许就能理解。
从当初汉高祖白登之围、直到汉武帝即位,这期间的汉王朝事业蒸蒸日上,甚至出现了富庶到流油的文景之治,但对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基本上贯彻了送钱、送女子的和亲政策。
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原人傻钱多,而是确实无奈。西汉王朝在休养生息,但匈奴人也没闲着,汉文帝即位时,冒顿单于送来的大礼是一封信,里面这么写着:“托上天的福,凭借强悍的兵马,我们已经降服了楼兰、乌孙以及其他26个国家;所有精于骑射的人,如今都归我匈奴统御......”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威胁。无奈的历代西汉统治者,只剩下和亲这一条路可以走;但即使这样,也不代表着万事大吉;匈奴的要求一旦没被满足,数以万计的骑兵立即呼啸而至、席卷而去,以步兵为主的汉军鞭长莫及,只能干瞪眼。
期间,虽然晁错、贾谊等优秀战略家提出过应对匈奴的方案,但当时以黄老之术治国的汉王朝上下,和亲、苟且的观点占据了主流,皇帝本人难以改变这一现状。
公元前141年,16岁的刘彻即位后,立志改变这一被动挨打的憋屈局面。鉴于朝廷里大多是守成持重的老臣,他刚一继位,就下诏在民间广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实际上是要搭建起自己的班子。不过在太皇太后窦氏、宰相卫绾等人的反对下,汉武帝不得不罢免了那些已被举荐的人才。
直到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去世,汉武帝才真正掌握了大权,随即他开始实行自己对外征伐的宏伟大计。擒贼先擒王,解决了匈奴,才能彻底平定四方。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朝廷中主张对匈奴交好的意见仍占据了主流。
同年底,匈奴派人来谈继续和亲之事,除了大行令(主管外交)王恢外,其他朝臣几乎全部主张和亲,时任御史大夫韩安国给出的理由很具代表性:“今汉行数千里与之争利,则人马罢乏;虏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亲”,简而言之,打不过。汉武帝只好采纳了和亲的意见。
公元前133年,王恢根据边境雁门马邑本地人的主意,进献了设伏诱敌深入之计。这正合汉武帝的胃口,他不顾众人的反对,组织了30多万大军在马邑设下埋伏圈。
然而,汉军的做戏能力太差,计谋被匈奴单于识破,数十万大军徒劳无功,出谋划策者王恢也被迫引咎自杀。
此事之后,匈奴几乎与汉王朝撕破脸,袭扰更加频繁:“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而汉武帝也明白,要解决这一大患,只能硬碰硬;但马邑事件的失败证明,眼下自己面临这样的迫切问题:没有合格的将领,就没有能打仗的军队,必须找到能够抗衡匈奴的优秀统帅。
到了公元前129年,匈奴人冲入上谷郡,大肆烧杀掳虐。汉武帝派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四人出马,各自率领1万骑兵迎敌。
这四位将领,是当时汉王朝能拿得出手的全部精英了。然而现实很残忍,只有卫青一人获得小胜:斩首700人;其他人则全部失败: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损失7000人,李广几乎全军覆没、本人被活捉(后来只身逃脱,其过程被司马迁吹得神乎其神)。可见当时汉军对战匈奴时是多么的无力。
史书称,卫青“出于”,即出身奴隶。这话并不夸张,他自小当平阳公主的牧童,成年后又当骑奴;直到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宠幸,他的命运才得以改变。但卫青之所以获得重用,完全是由于自己的出色能力:“善骑射,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这就是只有他能取胜的主要原因。
此战后,只有卫青因功被封关内侯;而且,他也成了泱泱大汉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王牌,率领汉军在接下来拉开阵势与匈奴对攻。
公元前128年,卫青兵出雁门,斩首匈奴数千人;下一年,卫青等人西出云中,击败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夺得“河南地”。河南,即当初蒙恬北逐匈奴后夺回的河套地区,秦朝灭亡后,此地一直被匈奴人占据。
其后,汉武帝采取主父偃的意见,向此地移民十万,在当初蒙恬营垒故址上建立朔方郡。此后的千余年间,朔方一直是中原王朝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前沿与基地。
此后多年间,汉王朝、匈奴互有攻防,双方各有斩获,但汉军一方,每次取得成绩的几乎都是卫青率领的队伍。比如在公元124年,卫青击溃匈奴右贤王,俘虏王子10多名、人口1.5万人、牲畜数十万头,因此被封大将军,成了汉军的总统帅。
在下一年,一位给汉军带来质的提升的天才统帅横空出世。在出征匈奴的战斗中,卫青年仅18岁的外甥霍去病,率领800骑兵孤军突袭,斩俘匈奴2000多人,被封“冠军侯”;
小试牛刀的霍去病让汉武帝发现,在长途奔袭方面,汉军完全可以比匈奴人做得更好。公元前121年,他命令霍去病带领一万骑兵出陇西。这支精兵越过焉支山,历时6天、转战千余里,杀、俘匈奴多位贵族、高官,斩首敌军8900人。
此战证明,汉军完全有能力大军团以骑制骑,改变以往对匈奴的作战模式。
同年夏,汉军再次出击,霍去病率骑兵越过居延泽(内蒙古居延海),杀向祁连山,抓获匈奴各级首领2500人、小王70多人,同时斩首3万,这也是汉匈战争以来,汉军取得的最辉煌战绩。
这就是著名的两次河西之战,对汉王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打通了掌控西域的道路,切断了北方草原对中原的西、北夹攻渠道,奠定了后世历代王朝的疆域框架;
其次,掌控了匈奴设在祁连山的最大马场,汉军从此掌握了对决匈奴骑兵的重要资本;元气大伤的匈奴人则发出了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第三,在汉军的巨大压力下,匈奴贵族内部分化,浑邪王率四万人投降,此后的匈奴,再也不是铁板一块,分裂已成为习惯。
公元前119年,汉军再接再厉,发动了漠北之战。10万骑兵、数十万步兵开拔,帝国双骄卫青、霍去病同时出击,进入大漠上千里。前者遭遇匈奴单于主力,斩首敌军1.9万;后者对阵匈奴左贤王,斩首7万,并且封狼居胥山。(李广迷路,返回后自杀)
漠北之战,是汉、匈间的一次战略大决战;落败的匈奴再次遭受重击,“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失去了肥沃茂盛的漠南后,匈奴再也无力从根本上威胁中原;汉王朝的长城内外则“马牛放纵,畜积布野”,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得到阶段性解决。
两年后,年仅24岁的霍去病去世。失去了这位不世出的天才骑兵统帅后,汉武帝更进一步的军事计划被中止:“会骠骑将军去病死,於是汉久不北击胡”。
接下来的几年,汉王朝集中精力平定南越,与匈奴相安无事;此后,汉王朝曾两次派兵长驱直入草原2000多里,结果是这样:“不见匈奴一人”;曾经威风八面,时常呼啸杀到汉王朝边境的匈奴人失去了当日的威风。
公元前110年,摆平南越后,汉武帝率领18万骑兵巡逻朔方,同时派使者挑衅躲在漠北的匈奴乌维单于。这一次,与过去上百年间完全相反,忍气吞声的变成了匈奴人,他们一边“休养士马,习射猎”,一边屡次派人,“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多年后,匈奴再次死灰复燃,汉宣帝时期才再度消停;当然了,直到东汉时期窦宪登燕然山的壮举之后,匈奴终于彻底被击灭。但自汉武帝之后,匈奴再也没有当初那样嚣张的实力与气焰;契丹的辽国崛起之前,后世再也没有涌现过像当初匈奴那样的压倒性游牧强权;北方草原、中原农耕两种文明的高下,在汉武帝时期定下了调子。
当然,在打击这一空前强敌的过程中,汉王朝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汉军士马死者十馀万”,大量将士血洒疆场;
“大司农经用竭,不足以奉战士”,战争物资消耗、战后的赏金,几乎让汉王朝的国库为之一空,一改文景时期“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富庶局面。
虽然通过压榨商人缓解了这一局面,但旷日持久的战争,仍旧给社会带来了巨大伤害。为此,汉武帝在晚年下罪已诏深深忏悔:“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享受祖先血战成果的我们,不应当对那个时代吹毛求疵。对笔者个人而言,有三点体会:
不争一时之气,不逞匹夫之勇,当实力不如对手时,绝不可意气用事;
一味的忍让,不能换来尊重与和平,地位源自实力、决心与行动;
唯才是举、用人不问出处,人才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资源。
任何时代,我们都会遇到敌人;但敌人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丧失直面敌人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