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真的有“截杀官员然后冒充上任”这种事发生吗?

这类“截杀官员然后冒充上任”的奇事,最出名的就是清代小说集《虞初新志》里的“雷州假太守”故事:明朝崇祯年间上任路上的雷州太守,突然被一伙强盗截杀,然后这伙强盗拿了太守的上任凭证,大模大样冒充太守去雷州上任,工作竟然比真太守还出色。以至于从上司到老百姓,都对这伙人敬服有加。直到后来穿了帮,七名强盗被法办杀头,大家才在惊愕中明白:这位深得民心的好官,竟是个杀人如麻的恶匪。

而放在明代爆款小说《三言二拍》里,这类“截杀官员”的情节,也是多次出现的热门剧情。比如“巧会芙蓉屏”故事里,上任的县尉崔俊臣就被截杀,跳进水里才捡回一命。“蔡瑞虹忍辱报仇”的故事里,她赴任的父亲也是被水贼截杀。但放在真实历史上,在古代“截杀上任官员”,本身就是个低概率事件。

除去乱世或衰世年代,正常年景下,贼寇们倘若“打劫上任官员”,作案难度往往大得多。特别是官员们去异地上任,往往都走的是官道,住的是驿馆。比如在驿路四通八达的明代,陆上每隔30至40里就有一个驿站。水路上距离较远,但百里内也会有驿站。在水网纵横的江南地区,沿河还有拉纤的“塘路”,塘路沿线也设有驻扎兵士的“烟墩”,几乎是全程严密护卫。

所以说,虽说演义小说里,“截杀上任官员”的事确实有,但放在现实历史上,这却是个风险极大的事儿。哪怕穷凶极恶的贼寇,也要掂量一二。也就是在崇祯年间这类衰世年月,才有可能出现。

如果说打劫官员是高风险,那么“冒充官员上任”,更是难上加难。古代官员的身份凭证,有委任官职的“告身”与“敕牒”,还有证明身份的“鱼符”“牙牌”,以及沿路过关用的“符牌”与“传信”。上面不止写明了官员的身份官职履历,还详细记录官员的样貌等特征。所以就算是“雷州假太守”故事里,盗贼们也是选了“众中一最黠者”来冒充太守。放在现实中,这样的“专业人才”更是难找。所以理论上说,放在古代的太平年月里,不管“截杀官员”还是“冒充官员”,都是低概率事件。但实际操作中,古代也有一些高水平“人才”,完成了一个更高难度动作:不用“截杀官员”,就靠自己强大演技,竟能成功冒充高官,骗倒一众高官,赚得盆满钵满。

这其中的牛人,首推北宋李飞雄。此人原本就是个无赖,仗着有个做秦州节度使的老爹胡作非为,后来在家混不下去,骑了一匹大马出去招摇。由于他是高官子弟,学起高官的做派有模有样,一路上冒充朝廷钦差,竟是走一路唬一路。沿途州县的官员们全被他的“演技”骗倒,连身份凭证都没验看,反而乖乖跟着他当随从,陪着他作威作福。

直到走到甘肃清水县时,李飞雄威风耍够了,钱也捞得差不离了,竟又自信心爆棚,想假传圣旨杀掉当地军官,然后控制边军造反。这下当地官员们吓得跪了一片,眼看就要稀里糊涂送命。知县刘文裕却发现这位“钦差”不对劲,壮着胆子突然把他擒住,细查才知道是个假货。可西北各地的巡检使监军县尉等官员,已经全让他坑了个遍。事情传到汴京,几乎谁听谁捂脸,宋太宗也气得大怒,不但“夷飞雄家”,就连上当挨坑,陪着李飞雄作威作福的官员,也都跟着掉了脑袋——区区一个二世祖就把你们骗成这样,大宋要这样的官员何用?

如果说当时的大宋,还是因为国家初立,各项制度不成熟,外加官员素质参差不齐,才被这李飞雄钻了空子,那么明朝一位骗子,却完成了更高难度的“表演”:杨福。这位杨福先生,本是明朝成化年间一平头百姓。而当时的明朝,官员的身份核验制度已极度成熟,“冒充”概率接近为零。可这位杨福先生,仅仅因为听人说大太监汪直很牛,就生出了冒充汪直行骗的念头。

他和同伙两人从芜湖出发,他冒充汪直同伙冒充校尉,竟然就能走一路敲一路,排场越走越大。从芜湖经苏州无锡常州,一路南下到福建延平。沿途地方官纷纷送礼请托巴结,还有百姓拦路喊冤告状。骗钱骗到心情好的杨福,干脆也顺水推舟,做了好些惩贪官平冤案的好事,“汪直太监为民做主”的美谈,也是不胫而走。直到这帮人走到福州,碰上了不信邪的镇守太监卢胜,非要查验“假汪直”的“符牌”,这场已经骗了小半个大明朝的闹剧,才算就此穿帮。东窗事发的杨福也被处死——其实,但凡有人像卢胜一样,多问一句话,多查一眼“符牌”这闹剧,早就已穿帮。

可放在那个朝堂上人浮于事,官员们趋炎附势成风的成化年间,大家都在想着,抱上大太监的粗腿捞好处,谁愿意相信这是假的?谁又敢多问一句?官员们的心态都是如此,再完备的查验制度,也成空谈。因为人浮于事的政风,极度的腐败,说到底,确比最凶恶的盗贼还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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