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土木堡惨案”爆发,大明二十万大军(实际数目)全军覆没,满朝文武重臣尽没于战阵,“御驾亲征”瓦剌的明英宗沦为战俘。“靖康之耻”眼看就要百分百复制时,临危受命担起保卫北京大任的大英雄于谦,做出的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就是力挺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登基即位,遥尊身陷敌营的明英宗为“太上皇”。
这个决定,也为最终力挽狂澜的于谦,埋下了被明英宗清算的杀身之祸。而许多的“事后诸葛”,也发出个啧啧叹息:人家明英宗“御驾亲征”前,就立了两岁儿子朱见浚(未来的明宪宗朱见深)为太子,顺手“扶正”不是更方便?两岁小孩不能理政?那不还有皇太后嘛,皇太后监国不是更好?“于谦死心眼”的说法,也因此一度极有市场。
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倘若明王朝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大明王朝最有可能的结局,就是丢掉半壁江山,提前变成“南明”。
首先一个原因是,当时明英宗的皇帝身份,是当时面临危机的大明王朝,一条十分麻烦的枷锁。
封建时代皇权专制,帝王的名分大如天,特别是对于边关将士来说,哪怕这帝王已经做了俘虏,说出来的话依然是圣旨。而帝王的一句话,哪怕十分坑爹,放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也足以捆住前线将士的手脚。
放在土木堡之变后,大明朝的各路城关要塞,都在瓦剌的眼皮底下,外加有个“皇上”捆在手里,挟持着“天子”在边关前溜达一圈,叫天子喊几句话,明军将士们是听还是不听?不听是抗旨,听了就坑国。
比如明英宗被俘的第二天,瓦剌大军就押着明英宗来到宣府城下,明英宗也十分“配合”,乖乖朝着宣府喊话,命令守将们“开关来迎”。八天后又被押到了大同,照样命令守军开门,“积极”的明英宗还在城外发飙,明英宗的亲信“以头触城门”大呼,场面十分热闹。
可这两城的守将呢?却是齐齐躲了猫猫。这事儿怎么“奉旨”?一旦“奉旨”了,这两座生命线一般的雄关,就会以兵不血刃的方式落到瓦剌手里。长驱直入的瓦剌大军接下来会干什么?简直细思极恐!靠着躲猫猫,这次算是叫瓦剌人无功而返,可他们要再来呢?只要明英宗的皇帝名分在,边关将士们打都不敢打,怎么保家卫国?
而且,当时的瓦剌人,也不是完全“无功”,单是俘虏明英宗后的半个月里,他们就在大明边关一路转悠,敲诈了大笔金银绸缎。后来的北京保卫战,也是瓦剌人打着“送明英宗回京”的旗号,打算带着这“肉票”一路敲到北京去。所以,担起保卫北京重任的于谦,也是一下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要想痛击瓦剌保卫国家,就先要换皇帝!拿掉明英宗的皇帝名分,叫这张“肉票”在瓦剌手里,彻底贬值!
那么,就非要换成朱祁钰吗?难道不能换个小皇帝,由皇太后监国吗?这就是第二个原因:想要打赢北京保卫战,大明朝,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
在当时的情况下,太子朱见浚即位,法统上固然没错,但如果“皇太后监国”,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明英宗的母亲孙太后以及妻子钱皇后,可是这二位,都不是能扛重担的女强人。明英宗被俘的消息刚传来,这“两宫太后”就哭哭啼啼,派人送了八驼金银去瓦剌赎人。结果钱没了,人也没赎来,白白办了桩蠢事。这么个办事水平,怎能把朝廷拧成一股绳?怎么保卫北京?
这类事情,前朝不是没有教训,比如北宋靖康之变前,大宋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可宋徽宗甩锅做了太上皇,宋钦宗遇事犹豫不决,大臣们拉帮结派,一人一个主意,然后就是一顿胡乱操作,赔光了大宋的精兵,还闹出了“郭京神兵下凡”的荒唐操作,活活把汴京城送了人。参考后来北京保卫战爆发后,那京城外近乎惨烈的血战,一旦高层指挥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在大战来临前,大明王朝必须有令行禁止的指挥体系,要实现这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国有长君”。时年二十一岁的朱祁钰,才是最好的人选。而这时的皇位,更不是什么香饽饽,相反是天大的责任。所以当时的朱祁钰,一开始吓得连连拒绝,甚至躲进王府不出来。直到于谦一句掷地有声的“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这才幡然悔悟,坦然扛起重任。然后君臣密切配合,打赢这一场大明国运之战!
值得一说的的是,于谦本人,也深知自己可能会付出的代价,对于帝王的心思,这位一代良臣也心知肚明。但是当北京保卫战胜利,群臣疾呼救回明英宗,却遭景泰帝朱祁钰怒怼时,又是于谦关键时刻一声“今天位已定,宁复有他”。这才打消了朱祁钰心中的顾虑,启动了“营救明英宗”的行动。没有于谦这句话,明英宗别说后来“复辟夺位”,恐怕就要在西北草原上放牧终老了。
甚至,在景泰帝驾崩,明英宗“夺门之变”复辟,惨遭清算的于谦含冤入狱时,他也只是坦然笑道“辩也死,不辩也死。”他早就明白自己的悲剧结局,但为江山社稷,他不悔。
看懂这背后的一切,或许,才能真正看懂,一个慷慨担当,值得国人数百年景仰的大英雄于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