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湘山野录》中的赵匡胤与王彦超
赵匡胤一生为人宽厚仁慈，即位后更是多次强调“朕富有四海，要度量宽宏”，不仅对于朝中大臣宽容大量，对于一些有罪的功臣也是不究既往，特别是不吝官爵，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即位之初，他改“罪人及流以下皆令京城自新”，又“疏浚被兵之区，令少出粟帛，以赡乏绝者”，对于受后周重用的旧臣，赵匡胤也一再强调“所争不过名位尔，速令有司择其堪任者”。甚至下令“不得以过犯前事拘留”。对于一些犯罪的官员，赵匡胤也是尽量宽大处理，不予重罚。
对于一些官员的过失，赵匡胤更是以仁厚的态度对待，王彦超、董遵诲的降官就是典型的例子。
开宝六年(973) ，赵匡胤召翰林学士李昉对答问题，李昉在回答时“失仪”，赵匡胤认为李昉有“私”，欲处罚李昉，但学士院中有门吏夜里拿蜡烛台子作为贿赂，赵匡胤发现后非常生气，认为“吏之蠹财，弗严其罪”，下令杖责李昉，并免去李昉翰林学士之职。第二天，赵匡胤冷静下来后，认为处罚过于严峻，但是既然决定下来了也不好更改，于是便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李昉，希望他“明其无他，甚念门诊”，并且赐给李昉玉杯一只。对于受处罚的吏卒，赵匡胤也没有降罪，只是流放了事。
赵普刚任宰相时，在万岁殿西头的一间屋子里办公，这间屋子非常简陋狭窄，不能展开四肢，且距离家人住的房间也很远。谏官范质看到后认为不妥，便上奏要求赵普搬家。赵匡胤认为赵普是“贤者”，应该给予奖励，“赏贤”就应该“赐第”，但是赵普坚决不接受搬家。经过多番交涉，赵普才答应在原地往南迁移二十步。
对于赵普的清廉高风，赵匡胤是非常欣赏的，为了褒奖他，曾赏赐金器千两、银器千两、绢帛五千匹。面对如此丰厚的赏赐，赵普非常感激，“再拜奉诏”，不小心将膝盖都跪得青紫了。
赵匡胤的宽仁之举赢得了天下官员的普遍赞誉和好评，“中外咸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