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说起唐代名臣刘仁轨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安史之乱前的大唐,整体呈现出积极、蓬勃、开放、进取的态势,为人才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平台;同时,得益于相对开明的君主、全面推行的科举制,初唐政坛一扫魏晋南北朝以来让人窒息的阶级屏障,出现了春秋战国后少有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繁荣景象。
基于此,那时的唐王朝,在各领域诞生了一大批性格迥异却各怀所长的能人、名臣,文武通吃的大有人在,短板明显的也屡见不鲜,与后世的一些朝代/时期相比,唐王朝前半期的政坛,鲜活、真实、有血有肉。
今天笔者要聊的刘仁轨,就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唐代名臣:
他出身平凡,先后历经三帝,屡经沉浮,最终出将入相,可谓人生赢家;白江口一战,以少胜多,将百济、倭国联军按在地上摩擦,不仅为大唐平定高句丽扫除了后患,更让东瀛人向中原跪服数百年;在政治斗争中,他却心机满满,曾经“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为了报私仇,间接害得十余万唐军惨败给吐蕃。
而他起初得以进入帝王视野,也是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
擅自杀人的刘仁轨,却戏剧性的被李世民赏识
刘仁轨生于公元601年,比唐太宗李世民年幼了三岁。虽家境孤贫,但却自小“恭谨好学、博涉文史”,是一位积极上进的好少年。
只要努力,就有机遇。贞观年间,刘仁轨成了一名基层干部——陈仓县尉,类似于今天的县公安局长。这职务看起来挺威风,不过差事并不好干,很快他就遇上了大麻烦。
那时的大唐实行的是府兵制,军人们闲时务农,战时从军,平时受散布在全国的600多个兵府管理。而兵府的头,则叫做“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前者的品级,根据兵府的规格分为三类:正四品上、从四品下、正五品下。
刘仁轨的辖区内也是有兵府的。有一天,当地兵府的折冲都尉鲁宁犯了法,被刘仁轨抓捕归案。这位军爷脾气不小:对于抓捕自己的小小县尉(八九品的样子),他破口大骂,丝毫不给面子。
刘仁轨也是个暴脾气,他一怒之下,命人将鲁宁乱棍打死,这下他可惹上大事了:
其一,贞观年间,李世民对死刑控制得极其严格:
乃诏大辟罪,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及尚书等议之
死刑犯,要召集朝廷高官逐一审核;而且不是审核一次,是五次:“其五覆奏,以决前一日、二日覆奏,决日又三覆奏”(谋反罪除外)。
如今刘仁轨不经任何审判就私自打死嫌疑人,简直比皇帝还要霸气,况且这个嫌疑人的身份还不一般。
其二,李世民出身军旅,以武力打天下,在军队中极具影响力、号召力,这就是为什么在玄武门之变后,他能毫不费力地控制军队;而在当上皇帝后,他也没“忘本”,对于军人极其重视、尊重。后来他亲征高句丽时,大量青壮年积极筹装备马匹从军、战斗意志旺盛;而在班师后,李世民亲写祭文、亲自哭祭阵亡将士,让军属们无比自豪:“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
可想而知,当得知有人打死了军府头领时,李世民会有多愤怒。起初他把审核程序置诸脑后,直接命人把刘仁轨斩了;但其后越想越不忿:“何物县尉,敢杀吾折冲!”朕倒要看看这家伙是不是有三头六臂,于是他让人把刘仁轨押到长安,亲自审问。
换作一般人,也许早就被这阵势吓尿了,不过刘仁轨却是个“混不吝”,他神态自若的说:“鲁宁当着陈仓百姓的面肆意羞辱我,我确实是因为忿恨之极才杀了他。”
李世民一愣:此人胆色不错,而且所言有理!碰巧“杠精”魏征也在一旁,他冷不丁的插上一句:“隋炀帝时期,正是由于鲁宁这样恃强欺凌官府的人多了,隋朝才灭亡的。”
凡是杨广的教训,李世民一定会吸取。最终,刘仁轨不仅保住了一命,甚至还被提拔为栎阳县丞(可视为副县长)。
经过这件事,基层官员刘仁轨算是进入了皇帝的视野。到了公元640年,李世民将要去同州打猎,刘仁轨上书一封进行劝谏,声称这一行动“实妨农事”。李世民不仅没生气,反而赐书嘉奖他"职任虽卑,竭诚奉国,所陈之事,朕甚嘉之。"即小官也勇于操心国事,精神可嘉。不久后升其为新安县令,后来更是一步步进入中央,担任了给事中。
而刘仁轨真正崭露头角,是在唐高宗李治时期。
孤胆铁军、扬威半岛
公元659年,刘仁轨因得罪权臣李义府,被支出了朝廷、担任青州刺史,不过他的霉运并没有到头。第二年,唐军大举出击,四道分兵夹击高句丽,刘仁轨负责督运海陆,却因发生了沉船事故被免去官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的罪名是“后期坐免”,即没有按军令抵达目的地),最终被责以“白衣从军自效”,也就是没有权限、没有职位,随军“赎罪”。
到了公元661年,半岛的南边出了乱子。高句丽的南边,原本存在着两个独立政权:温顺的新罗、与高句丽勾结的百济。为了断敌后援,在出征高句丽之前,名将苏定方曾跨海一举将百济灭国,并设置了熊津等五大都督府,留下刘仁愿等将士驻扎于此。
而当唐军压向高句丽时,百济残余势力再度复国,并且围困了留守的唐军;同时,被任命为熊津都督、奉命镇抚百济的王文度也在渡海途中去世。情势危急、差事苦,朝廷终于想起了刘仁轨,任命他接替王文度的岗位。
不过刘仁轨却很高兴,以至于激动的欣喜若狂:“天将富贵此翁矣!”他请求携带《唐历》出军,理由如下:
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
其后,他带领唐军、新罗军,“御军严整,转斗而前,所向皆下”,成功救出被围困多日的刘仁愿部队。不久后,粮草不足的新罗军撤回,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唐军在百济孤军奋战,。
公元662年中,苏定方围攻高句丽都城平壤不克而还,身在百济的刘仁轨等人就成了孤军。唐高宗担心他们独木难支,命令镇守熊津城的刘仁轨评估形势,自行决定是否回撤。
当时,由于驻扎百济多年,唐军将士“衣服贫敝”、思乡心切,纷纷要求回国,但刘仁轨却力排众议。他认为,当下百济残余势力死灰复燃、大军攻打高句丽遇挫,半岛形势对大唐极为不利。但越是艰难的时候,越应知难而上,他甚至以《春秋》大义鼓励将士“人臣进思尽忠,有死无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唐军能否像一颗钉子一样坚持下去,将决定百济是否能处于大唐掌控之下;而百济的归属,则又关系到将来大唐平定高句丽的大局。
最终唐军上下坚定信心,决定留守半岛,他们在刘仁轨、刘仁愿的率领下主动出击,多次击败百济叛军,并打通了新罗的运输通道。大唐朝廷得此消息,派遣孙仁师率领7000人跨海支援刘仁轨;而一再遇挫的百济头领扶余丰,则派人渡海向倭国(日本)请求援兵。
公元663年九月,孙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刘仁轨以归顺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领水军,大唐在百济的军事力量悉数出动,意图一举拿下敌人的老巢周留城。
刘仁轨行至白江口,与倾国而来的倭兵相遇。面对数倍于自身的敌人,唐军凭借绝对领先的装备、高超的战斗素养、成熟的战术协调能力,四战四捷、彻底击溃倭兵,焚毁敌船400余艘。烟焰涨天,火光交映着血水,一时间“海水皆赤”,从没见过这阵势的倭兵惊恐万分、肝胆俱裂,大部分向唐军缴械投降。
挟此战之威,唐军几乎扫平了百济抵抗力量;接下来,刘仁轨不仅将百济治理的井井有条,还兑现了自己出师前许下的诺言,“颁宗庙忌讳,立皇家社稷”,将百济纳入大唐管理之下。公元665年,当唐高宗封禅泰山的时候,刘仁轨还率领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前来捧场,李治不禁龙颜大悦,封其为大司宪。
公元668年,刘仁轨作为副将,协同名将李世攻下平壤,隋唐两朝接力敲打的高句丽终于彻底灭亡。而原本还迷之自信的倭国,也彻底搞清楚了自己的斤两、领略了中原的强大,从此乖乖当起了几百年的好学生。
公元669年,驻扎在半岛的唐军撤回;而凭借多年血战积累下的战功,当初白衣从军的刘仁轨,此时已位居右相。回到京师后,他暂时称病退休。
沦为官场老油条的刘仁轨,为了除掉政敌,不惜祸害唐军
在朝鲜半岛证明了自己的刘仁轨,从此可谓官运亨通:
公元670年,他再次出山,被任命为陇州刺史;
公元672年,被拜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即宰相);
公元674年,担任鸡林道大总管,讨伐蠢蠢欲动的新罗,一举攻破对方北边重镇七重城,进爵为公;
公元675年,官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监修国史。
多年官场的浸淫,让原本就不走寻常路的刘仁轨越发“鸡贼”。他担任尚书左仆射时,戴至德为尚书右仆射,他们轮流处理政务,不过二人的风格完全相反:
每当有人前来递交讼辞时,刘仁轨“常以美言许之”,不仅来者不拒,甚至把胸膛拍得咚咚响、打下包票,以至于对方感激涕零;
而戴至德则一定会据理责问,从不敢轻易答应或否定,直至确认对方确实有冤枉的,才私下上奏皇帝为其申辩。
曾经有一个老太太要找刘仁轨呈递讼辞,但却搞错了日期、在戴至德当值那天前来。当戴至德正低头看讼辞时,老妇人明白自己找错人了,急的脱口而出:“本谓是解事仆射,乃不解事仆射邪!归我牒!”
“解事”,就是懂事的意思,但戴至德不仅没生气,反而笑着把讼辞还给了老妇人。
就这样,那时几乎所有人都称赞刘仁轨;但在史书中,他的这种沽名钓誉的行为,则留下了“邀饰而致远”的恶名。
如果仅仅这样,那就罢了,接下来的刘仁轨,还干出了更加出格的举动。
公元677年,西边的吐蕃日渐强势,甚至主动入寇,唐高宗任命刘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全权负责率军征讨。按理说,这种工作是刘仁轨最擅长的;如果他拿出在百济时的劲头,当时威风八面的吐蕃名将论钦陵也许会遇到棋逢对手的劲敌。
不过刘仁轨很快撂挑子了。那时,他上书向唐高宗提出的奏请,多次中书令李敬玄驳回,二人就这样结下了梁子。
为了打击对手,刘仁轨决定攻其所短。他明知李敬玄并无将帅之才,却故意向李治上奏:“西边的镇守任务,非李敬玄不能胜任。”李敬玄一再推辞,却被“耿直”的唐高宗下了死命令:“刘仁轨如果需要朕,朕也亲自去,你哪能推辞呢!”
于是乎,在公元678年正月,李敬玄接替刘仁轨,担任了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的重任。
九月,在青海湖畔,李敬玄率领的18万唐军,与论钦陵率领的吐蕃军队展开了大战。当前军刘审礼陷入敌军围攻时,懦弱、怯敌的李敬玄按兵不救;而得知刘审礼全军覆没时,他更是狼狈后撤,被追上来的吐蕃军队牢牢咬住;最终,刘仁轨当初在半岛收服的百济人黑齿常之率敢死队发起夜袭,逼迫对方阵型大乱,才使唐军得以突围而归。
回师的李敬玄被贬衡州刺史,刘仁轨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敌人”,不过这个代价也太过于惨烈。《旧唐书》这样对他大加抨击:
刘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贻国之耻,忠恕之道,岂其然乎?
为了发泄私愤,不惜以大唐利益、无数将士性命为代价,刘仁轨的这次操作,无异于给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英名打了折扣。
但随后的刘仁轨仍旧官运亨通。公元682年,唐高宗行幸东都,太子太傅刘仁轨留在长安,辅佐皇太子监国;下一年,太子也赴东都洛阳,刘仁轨继续辅佐皇太孙李重照留守;而当李治去世、武则天掌权后,老臣刘仁轨仍旧被重用,被拜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专门负责留守长安。
公元685年,时年84岁高龄的刘仁轨去世,武则天为其废朝三日,追赠并州大都督,陪葬唐高宗李治的乾陵;在京百官也被命令前去吊丧,可谓极尽哀荣。
刘仁轨的一生,充满了戏剧与矛盾;他的身上,固然有无数的闪光点:
起身贫寒,却不畏强权,由此得到明君的赏识;身居高位,但却从不盛气凌人;即使面对贫贱时的故交,也毫无架子,待他们如同旧时;身处百济的危局,他力排众议、力挽狂澜,为大唐征服半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文能治国理政,武能征服强敌,刘仁轨配得上儒将、英雄的美名。
在晚年,为了打击政敌,他临阵撂挑子,置十余万将士安危于不顾、视大唐利益若无睹,则显得像个十足的奸臣。
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刘仁轨前后的迥异举动,与在位帝王的素质、所处时期的政治态势息息相关;其中是非曲直,也许我们后人并没有资格评述。况且,也许这种兼具矛盾人格的能臣,才是真实的历史与鲜活的人性。作为读史人,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