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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被视为我国古代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体系改革;而商鞅(公孙鞅)作为“冠名者”,也被视为这一变法的第一罪人/功臣。
但这一观点实际上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商鞅作为孑然一身的外来者,为什么能在秦国一手遮天、如愿推行让人闻之色变的法家制度?
苏轼在《商鞅论》中这样写道:
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虽然有刻意贬低商鞅之嫌,但这句话也点出了当时的秦国国君——秦孝公,才是变法的关键人物。
如贾谊所言,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最终才得以一统天下。对于秦孝公的作用,可不仅仅是“功不可没”,笔者认为可以将其视为秦国大业的“奠基人”与“引路者”。
奠基人:力排众议,推行商鞅变法,奠定秦国强盛的基础
秦孝公是开启秦国改革大业的第一人。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21岁的孝公即位。当时,秦国作为西部边陲小国,生存状态相当惨:
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当时,秦国被中原各国当成野蛮人,压根不带它玩;同时,在如日中天的魏国的打压下,失去了河西的秦国被堵在关中,宛如像一头困兽。
胸怀大志的秦孝公发愤图强,决心振兴秦国。第二年,他向天下发布求贤令,对于能使秦国强大的人才,他允诺将“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功名利禄的诱惑下,大量人才前往秦国,其中就有在魏国不得志的公孙鞅。
史书记载,对于公孙鞅的法家理念,秦孝公极为认可,并在公元前359年决定任命其全权负责变法。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举措显然是水到渠成的正确选择,但结合方式的环境,设身处地站在秦孝公的立场上,就知道这一决策有多不易:
一、当时的公孙鞅人微言轻。在魏国时,公孙鞅只是相国公叔痤的中庶子,也就是侍从官,从来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表现。所以面对公叔痤的推荐,魏惠王压根没当回事。
而秦孝公仅仅出于对公孙鞅理念的认可,就决定全权委托其负责推行变法,这一气魄非常人能及。
二、阻力重重,想推行变法并不易。
历来改革最不易。商鞅变法的核心,是改变沿用了几百年的贵族政治,将利益割给在“农战”政策鼓励下的全体秦人,其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得知秦孝公想推行变法,摒弃老祖宗留下来的治国规矩,秦国朝野的功臣勋旧们反弹强烈,他们的代言人甘龙、杜挚还与公孙鞅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
铁了心的秦孝公力排众议,不顾朝野反对,强行推进变法。这一举动,可谓冒天下之大不讳,除了壮士断腕的勇气,还需要对政权的高度掌控力。
三、为推进变法,拿自己兄长与太子开刀。
由于各界的反对与排斥,公孙鞅的表法推进了一年却毫无进展,史书称: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天天有大批人在国都投诉变法的不合理。这时,秦孝公的太子犯法,公孙鞅为了杀鸡儆猴,割掉了太子师傅公子虔的鼻子以示惩戒。
要知道,公子虔可是秦孝公的亲大哥,能对他施加这种侮辱性的刑罚,若没有秦孝公本人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刑不避王族,秦国人大为震惊,从此变法得以顺利推行。
吃螃蟹不可怕,敢第一个吃的才是英雄。后世对商鞅推行变法津津乐道,更应该明白敢于慧眼识珠、对其无条件支持的秦孝公才是实现这一壮举的关键。
简而言之,持续、全面、深刻的变法是秦国一统天下的关键,秦孝公是奠基人,后世的君主则是跟随者。
引路者:务实的治国与用人理念,定型秦国发展的基因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成大事者,不能奢求所有人的认可,要敢为人先;只要可以令国富民强,就不应该遵循守旧。正是秉承这一理念,秦孝公大胆启用来自魏国的小人物公孙鞅,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同时,在尝到甜头后,这一极度务实的治国理念,也成了其后秦国历代国君的行动指南:
秦惠文王重用魏国人张仪为相国,以连横之策,击破东方六国的合纵,极大削弱了强敌楚国;
秦昭襄王任用来自魏国的亡命人范雎为相,除掉权贵,强化王权;远交近攻,削弱六强;施展反间计,促成赵括为将,长平一役令军事强国赵国元气大伤;
秦庄襄王嬴楚借助卫国人吕不韦咸鱼翻身;他的儿子嬴政则重用楚国人李斯,软硬兼施、金钱与暗杀相结合,大大加速了统一六国的进程。
秦国的崛起历史,是一部不断挖掘各诸侯国人才为自己效力、不断践行新的谋略理论的历史,而这一切的先行者,正是秦孝公。
用人不看出处、为政只看效果,这一极度务实的治国之道,不仅帮助秦国一统天下,也是华夏民族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屈不挠、顽强生长的真实精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