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位后的秦惠文王要杀害功臣商鞅?原因是什么

大家好,说起秦惠文王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秦惠文王是自秦孝公以来,又一位对秦国霸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对外的最大功绩是兼并巴蜀、破坏合纵、削弱楚国;对内,其一是迅速稳定了“后秦孝公时代”的秦国政局,其二则是继续保持了商鞅变法,避免步入楚国吴起变法那种“人亡而政熄”的局面。

而除掉商鞅,则是秦惠文王稳定政局、稳固王权的核心举措,虽然有“卸磨杀驴”的嫌疑,但对秦国、对他自己而言,确实是很必要的动作。

变法对秦国是好事,但对其他人并不一定

中国古代的改革不少,但彻底成功者寥寥可数;而且变革的推动者往往还没有好下场,运气好的被打成平民,点子背的直接身首异处、全家遭殃,曾经帮明朝续命的张居正甚至还被从棺材里挖出来鞭尸。

而商鞅(公孙鞅)则比较特殊。他的变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让秦国一举具备了左右战国发展进程、改变中国古代历史走向的力量,甚至还为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模板。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商鞅变法是古代最成功、为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改革。

但是,有利于秦国的,并不意味着符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个人与政权的诉求,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致的。商鞅变法得罪的,可不仅仅是被割走大量利益的贵族阶层。

先说秦惠文王本人。姑且不说当初商鞅惩罚他老师的行为,毕竟事实证明这个动作对促进变法的落实起到了关键作用,秦惠文王作为受益者,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所谓功高震主,商鞅在前任君主手下所立的功劳越大,对新一任君主的威胁也就越强。

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这已经不是私仇的问题,而是对君王权威赤裸裸的现实威胁。一般来说面对这种情况,头脑清醒的功臣往往会急流勇退(比如后世的张良),但被封为商君、享有六百里商於之地的商鞅并舍不得眼前的权势和富贵,活生生让自己成为了新任秦王的眼中钉、肉中刺。

商鞅变法对秦国传统贵族的损害在此无需赘述,即使是从“农战”政策中收益、改变了自己境地的普通老百姓,对商鞅也并非完全感恩戴德。

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

以上是《商君书》中的公孙鞅本人的言论,他的变法,就是要以严刑峻法,逼迫老百姓从事他们不愿意干的种地、打仗这两件事,至于其他的诸如游学、经商、投机倒把、杀人越货、坑蒙拐骗、为贵族当门客等相对轻松的门路,一律杜绝。

但是,人人生而追求相对安逸的生活,这是本性使然;商鞅要在短期内实现这么大的改变,那只有一个办法:杀戮。

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哭号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山丘。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后来秦国人不是非常适应这种制度、以至于“乡邑大治,家给人足”了吗?但这说到底都是被逼无奈,想象一下秦人的一生:成为男丁后,就要登记在册,闲时种地、战时从军,平时流汗、打仗丢命;而我们要知道,秦军时常获胜,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战损,长平一战就“损失殆半”;就算历经九死一生,成功获得了爵位,但如果下次表现不好,或者平日里有了过错,之前的功劳很容易被一笔勾销,毕竟变法的原则是“轻赏重罚”。 (而女子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平时要织布,在战时甚至要承担运输任务)

因此,商鞅变法确实让秦国变强大了,也让一部分人因功劳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但对大部分人而言,在变法之下,一生中的轨迹也就被彻底固定了:种地打仗,不死不休。

因此,商鞅得罪的并不仅仅是贵族阶层,而是上至新君、下至百姓的秦国各阶层。当秦孝公死后,商鞅也就完成了他的最大任务,不可避免的步入命中注定的绝境。

谁是变法的关键人物?不是商鞅,而是秦孝公

作为孤身来到秦国的外人,商鞅为啥可以掌握生杀大权,不仅可以对老百姓举起屠刀,甚至能削掉秦孝公亲哥哥、太子师傅公子虔的鼻子?

这都来自秦孝公的无条件支持。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求贤令: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

从公元前359年开始变法,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在秦国可谓一人一下、万人之上,按照自己的思路完整践行他的法家治国理念,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而商鞅本人,则是一个从魏国来到秦国的外国人,这是典型的“猛龙过江”。而这背后的最大推手,则是经常被我们忽视的秦孝公。

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樯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苏轼的上述言论,虽然有失偏颇,但也点出了秦国变法中秦孝公的关键作用。正是得益于他的强势掌控力,商鞅这位外来户才能呼风唤雨、如愿以偿。

但新上位的年轻秦惠文王暂时并没有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史书中称权贵们乘机攻击商鞅,但事实上,也许他们攻击的是秦政呢?毕竟恢复到以前的贵族政治,让他们躺着享受特权,才是最理想状态。如果他们趁机煽动老百姓,秦惠文王的位置也许就岌岌可危了,毕竟在秦孝公之前,秦国发生过多起国君被杀、被逐的案例。

因此,杀掉商鞅这位“权臣”,既可发泄贵族、百姓心中的怨气,又能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腾笼换鸟”扶植自己的,对秦惠文王而言百利而无一害;况且,秦国变法的诀窍就在于法,只要法规和秦王在,变法就能推进,商鞅已经失去了他的最大价值,沦为了最佳的替罪羊。

总之,秦惠文王之所以杀商鞅,并不是由于私仇,而是政治家权衡利弊后做出的政治考量。当然,笔者这样说,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是为这种“卸磨杀驴”的行为唱赞歌;封建体系下的数千年中,这种事件不断上演,不能不说是人性与权力的悲哀。

不过,商鞅活着时已享受顶级荣华富贵,死后其法令仍然继续保存,相对于其他同行而言,他的价值已经得到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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